編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將在山東曲阜舉辦。

 從2010年9月創立至今，尼山論壇匯集全球專家學者，匯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為解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正日益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凝聚人類文明共識的重要紐帶。

 當下，全球政治沖突頻發、各國之間經貿壁壘陡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顯得尤為迫切。

 本屆尼山論壇的主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并設置了“文明的起源與未來發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義和時代價值”“齊魯文化與世界文明”“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視野下的家庭意義與社會發展”“人工智能發展與人類文明走向”等多項分議題。

 這個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處和互鑒，人類才能擁有更好的未來？結合本次論壇的主題和各項分議題，經濟觀察報采訪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與專家，以下是來自他（她）們的觀察、思考和期望。

經濟觀察報記者 高若瀛

曾經去過廣西桂林灌陽千家峒的王建寶，對當地一家旅游企業印象深刻。

企業門前的巨石上鐫刻著北宋大儒張載（號橫渠）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建寶對這四句話并不陌生，令他真正難忘的也并非企業家對所謂格局的追求，而是其對底線的強調：“賠不起的生意，不做！”

這看似樸素至極的道理，實則蘊含著商業智慧與道德準則，卻也是當下很多企業難以真正付諸實踐的從商之道。在當今商業世界，違背商業倫理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企業通過承兌匯票或者憑借行業壟斷地位，迫使供應鏈形成超長賬期，使得眾多中小企業資金周轉困難，苦不堪言等等。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關鍵轉型期，眾多企業面臨著短期逐利與追求長期價值的激烈沖突。我們不禁要問：支撐中國新商業文明的底層價值、商業倫理以及文化認同究竟是什么？中華文明的商道又該何去何從？

在王建寶看來，中國文化圈中的商人企業家，可以從儒家精神中尋找到根基。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經幾千年傳承，蘊含著豐富的商業倫理智慧。然而，這一古老而又常談常新的話題，在當今時代需要找到新的源頭活水，以適應現代商業發展的需求。

王建寶是長江商學院研究學者、人文與商業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是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儒商論域”項目主任，對儒家商業倫理有著獨到見解。

從古代子貢“以商弘道”，到當代企業“以道御商”，時代命題不斷演變，但始終可以從流傳數千年的儒商精神中尋找到呼應和解答。

今年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主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就提煉自社會學家費孝通在1990年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闡釋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間的共處原則，體現了包容、平等、和諧與共同發展的理念。當前世界面臨經濟失衡、文明沖突等問題，本屆尼山論壇的主題也為化解分歧提供了路徑。

面對當今時代的諸多挑戰，王建寶認為，只有找到中國文化商業文明的源頭活水，才能反思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回應AGI（通用人工智能）的挑戰、構建全球倫理的新時代。

在王建寶看來，“重農不輕商”的儒家文明，對商業文明有著一種自覺意識，這在全球各大“軸心文明”中是非常特殊的現象，“孔孟之道強調己、家、國、天下都要富起來，即天地通陰陽，百業通有無，財源通四海，這就是一種商業文明”。

正如希臘哲學追求科學真理，推動了西方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儒家文化則以其獨特的視角，強調商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勵人們通過正當的商業活動實現個人財富的積累和整個社會的繁榮。

對話：

經濟觀察報：商業文明源自何處？儒家思想對商業有著怎樣的理解？

王建寶：耶穌不談錢財，佛祖更不涉及此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亦未論及。那么，何人從事商業活動？實為當時城邦的所謂下層民眾，他們無緣進入柏拉圖學院。但縱觀全球，唯有中國的儒家文明倡導“有教無類”。

貧窮的顏回、經商的子貢、節儉的子夏、身為軍人的子路、志在仕途的子張、曾經逃亡的司馬牛等，皆可成為學生。優入圣域的子貢即彰顯儒家文明對商業文明持有自覺意識，即“重農而不輕商”，此乃特殊現象。因為在其他軸心文明中，希臘哲學家、希伯來基督神學家、印度長老等覺悟者，皆不經商，甚至輕視商人。

孔孟之道倡導富足，即通財源、達四海，此亦屬商業文明范疇。但后世“重農抑商”之策，實為法家商鞅與秦孝公所倡，他們設定“耕戰”兩大考核指標：一是耕作生產糧食，二是打仗消滅敵人，由此激勵社會各階層。在這樣的考核體系中，如果有人通過經商而富有則不易駕馭，故需抑制。

但真正的孔孟之道則強調“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即民眾懷抱嬰兒投奔此國，接納他們乃王道之舉，此亦體現人與資本的流動。荀子更提出“共同富裕”：“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

孟子還言，不應設關卡阻撓貿易，即不應征收關稅，且應提供物流與倉儲服務。在中國儒家經典中，分工理論（labour division）也占據重要地位。像孟子強調，種田者務農、商人經商、鐵匠打鐵、獵人狩獵、官員理政，如此社會方為有機整體。他舉例道，若一萬戶人家僅一戶制陶，則飯碗不足。他與農家辯論，若僅重農，帽子從何而來？需以糧食交換。耕田鐵器又從何而來？亦需交換。炒飯之鍋又從何而來？同樣需交換。若所有人都去耕田，誰來制作鐵器、帽子、農具和禮樂？

儒家重視商業文明之創造，在全球文明中獨具特色，此特殊性猶如希臘哲學追求科學一般。對于儒商精神，除了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隱匿性和復雜性，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我大致概括為五點：明分工、通有無、反壟斷、行公益、重生態。

經濟觀察報縱觀軸心文明以來的文明發展，如何理解當下所倡導的新商業文明？

王建寶：新商業文明，指在新技術手段與新全球倫理背景下，如何開展商業活動。我將其概括為八字：學以成人、商以載道。

“學以成人”強調無論商人、工農兵、政治家還是學者，“異業而同道”。“商以載道”之“商”承載的是人道和天道，只是通過財富這一特殊的形式來弘揚天人合一的精神。猶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背后的商業，乃榮耀上帝之舉。

我們需探尋中國商業文明的源頭活水，方能反思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回應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挑戰、構建全球倫理新時代。在此基礎上，方能在全球視野下開展商業活動，思考倫理規范與內心良知。致良知或許即為企業家之使命感，由此形成更有效率的高質量發展、更具倫理的市場經濟而不會淪為一切皆可買賣的市場社會，如此或可稱為新商業文明。

經濟觀察報：涉及企業誠信問題，近期如汽車領域爆發的賬期問題就很有代表性。似乎超長賬期是中國獨有的一種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王建寶：我們缺乏商業倫理之源頭活水，至今尚未建立起對儒商之認同，缺乏自身文化認同，何以形成自身商業文明？當我們詢問企業董事長信仰為何物時，他很可能答不上來。

歐美等國家發展初期也頗為野蠻：1848年，英國童工在煤礦中飽受折磨而死；一百多年前，美國資本家曾用機槍鎮壓工人，焚燒工人居住的貧民窟。即便如此，他們仍有宗教信仰，大街小巷皆有教堂，婚喪嫁娶皆在其中舉行。

我們需探尋自身根源意識，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意識建立自身文化認同，再以此文化認同從事商業、政治、農業生產、工業制造與學術研究。這不僅關乎商業文明，更關乎整個社會文化認同。

如何建立自身文化認同？我們需先回答“我是誰”，否則何以與他人進行文明對話？我們需建立自身主體意識。從軸心文明與儒家文明對商業文明之特殊性，到新商業文明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在于建立文化認同，擁有自身精神根源，方能回應全球各種挑戰。

具體至商業層面，儒家文化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當前社會熱議的賬期問題，在我看來，這些企業負責人實則缺乏責任感。表面上看，企業可以將賬期“壓縮”至60天，但中間環節還充斥著各種“坑蒙拐騙”：驗貨需60天、銀行審批還需60天，最終壓了供應商貨款180天。企業若不想付款，可找出百般理由。但其實董事長一聲令下必須按期支付，企業也能做到。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之人。

這些企業家不明白：掌握資源越多，越應對各群體負責，包括供應商、員工、客戶、社區、股東等。此實可視為新商業文明之“五位一體”。企業已賺取百億，仍欲加杠桿賺取千億，此乃貪婪。有些企業預算未做好，指望通過壓榨供應商維持生計，此亦為貪婪。但新商業文明之“五位一體”強調，這些皆不可為。

若無文化認同，不具有批判精神的集體意識，我們便難以形成良好商業生態。在中國經濟轉型之際，我們追求高質量發展，以“大風流創新”破解經濟發展中各種困難，用新質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此乃我們談新商業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盡管我們目前面臨諸多問題，如賬期過長、企業家精神缺失等，但這些問題或可在發展中逐步解決。

經濟觀察報儒家精神對今日企業家有何啟示？

王建寶：廣西有一家旅游企業令我印象深刻。該企業門口立有一塊巨石，上刻張載之“橫渠四句”。事實上，該企業老板的底線也很簡單：不做賠不起的生意。例如投資一項目，成功或可賺一億，失敗則可能賠掉五千萬。企業家應先掂量自己兜里是否有五千萬。萬一投資失敗，需考慮工人工資、供應商貨款能否賠付。底線思維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今問諸多老板，他們或多強調“富貴險中求”“空手套白狼”。

然《大學》有言：“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之財貨，終將敗光。換句話說就是，不要斂“兇財”。

《大學》中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大意是：如果家有馬匹，那么少一只雞或豬不會與鄰里爭執；對于夏日有冰的貴族之家，牛羊便無足輕重；若家里已有百輛兵車，“富可敵國”，便不應再聚斂財富。

今諸多企業家已擁有“百乘”，卻仍不滿足，欲求更多財富。上述儒家思想實則強調一點：個人之財富也是國家和天下之財富，但很多人未意識到此點。

剛才我們提及儒家思想中尊重分工的理念，對此也很有啟發。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宰相公儀休“拔葵去織”的故事。公儀休喜食葵，但家中種葵后，他便拔掉。他認為，國家已給予他高薪，若再自己種葵，菜農將如何生存？同理，他妻子織布，他也毀掉了織布機。

此故事實則給人以警醒：勿做與民爭利之事。對企業家而言，勿涉足所有領域，勿做幾斤白菜之生意，勿追逐流量。企業家應面向星辰大海，為他人留條生路。企業家應明了自身理想與抱負，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經濟人理性，也需要涵養文化人之認同，追求生態人之信仰。所謂生態人之信仰，可以是“萬物皆備于我，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可以是心系蒼生、胸懷天下。

經濟觀察報：諸多企業也會強調自身創造了就業。

王建寶：企業家首先需實現經濟人之理性，具備法治精神、競爭精神、創新精神，但僅此尚遠遠不夠。經濟人理性僅是入門階段，企業家還需提升心靈境界，從富裕的人生走向豐富的人生，臻至覺悟的人生。

討論經濟人理性時，我們需講法治、講創新；講文化人認同時，我們需講《大學》《中庸》《史記》、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生態人信仰時，我們需追問企業家之財富觀或者終極關懷是什么？

總之，新時代呼喚新商業文明。我們既反對淺薄的自由主義，也反對僵化的保守主義。那些一味辱罵或歌頌或漠視儒家的人，也許并不真正了解儒家精神，我們如果對儒家的批判越深刻，那么反思亦越全面，否則既無獨立精神，更無自由思想。

（作者 高若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