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頭來看一下明清時資本主義的萌芽。

我們先來看一本書——《天工開物》，書是萌芽的文獻典范，作者宋應星則是“江南道路”上“勞動者與思想者、工匠與藝術家”相結合的代表人物。他從江西出發，遍訪江南農田、作坊、礦井，走訪農人、瓷工、船匠等，身臨其境，驗證工藝細節，以“田野調查”式的科研方法，使其思想根植于勞動者的實踐經驗，把泰州學派的一句話——“百姓日用即道”寫成了一本書。

此書載有18個行業、130余項技術，農業有“乃粒”“粹精”等，手工業有“陶埏”“殺青”等，冶金有“五金”“冶鑄”等，以左圖右史的呈現方式，如《花機圖》《榨油圖》等，我們不但可見其技術細節，亦能感受其人文溫度。

他在記錄技術時，常融入對工藝美學的品評，例如，描述青花瓷“白地青花，成窯為最”，評宣德爐“妙在寶色內涵”，《丹青》詳述顏料調配“五色相宣”，將技術升華為藝術。

他本是詩人，能將科學敘事以詩性表達，其敘述，既具有“格致”的精確性，還充滿了詩意，其描述稻花曰“芳氣襲人”，形容蔗糖結晶曰“如霜如冰”，詩性與理性交融，表達了一種士人視角的平民情懷，突破了“經史子集”的舊文體閾界。

他還是個畫家，書中有123幅木刻版畫插圖，如《耕田圖》《造紙圖》等，以其寫實畫作，再現勞動場景，其人物動態鮮活，呼之欲出，工具結構精準，應能復制。其插圖，不僅是生產記錄和技術圖解，更是明代田野街頭以及市井生活的風俗畫卷，與徐渭大寫意繪畫共同構成江南藝術的多元景觀。

他在思想上，與泰州學派共鳴——“貴五谷而賤金玉”，對工商“末業”價值重估，其平民立場，與之契合，其思想路線，也已轉向“物質生產”，而非投入“心性修養”，以其生產實踐為工商正名提供實證基礎，還將“百姓日用”的“百工技藝”尊稱為“圣人之作”，使之等同于士人學問——“內圣外王”。

當李贄還在對“私欲”作“童心說”的辯護時，其《舟車》篇，已詳述商船運輸的貨物種類及其貿易路線，顯示商人通過跨區域貿易積累財富的方式以及資本運作的“江南道路”，形成“以末致財”——工商、“以本守之”——耕讀的資本循環。

“開物”的斯密型成長

在這樣的循環里，有一種動力，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叫做“斯密動力”，即通過分工深化與市場擴張互動，來推動經濟增長。分工提升效率，但受限于市場，惟有市場擴大，分工才能精細化，如此循環不已，蓋由“斯密動力”所致。

以此“動力”帶來經濟增長，即為“斯密型成長”，彭慕蘭認為，1800年前的江南和英國，都處于“斯密型成長”階段，但歐洲因殖民地資源與機械技術突破轉向“庫茲涅茨型增長”。

兩宋時，以運河與海關——市舶司，樞紐國內外貿易，以分工形成專業化生產，并推動專業性市場擴張，這是一種典型的“斯密型成長”，然其亦有不足，不足在于缺少技術突破。

黃宗智指出，明清江南“過密化增長”，便是“斯密型成長”的極限，以此導致“內卷”，雖然國民經濟的總量在增長，但其人均收入已然停滯，如此“成長”，其核心機制雖為市場驅動，但其增長方式仍屬勞動密集型，人口過密，資源超載，通過市場整合與分工，雖可在資源總量不變時優化配置效率，延緩或局部規避馬爾薩斯危機，一如宋代中國、近代荷蘭，但終究還是難逃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以戰爭來解決周期性饑荒的人口問題。

“斯密型成長”的局限就在于此，增長依賴市場范圍擴大，但缺乏技術突破，易受資源與環境約束，若無技術革命，最終仍受制于生態上限，如清代江南人口過剩導致生態崩潰。

在《天工開物》中，我們似乎讀出了一點“斯密型成長”的味道，書里的那些技術，不知傳了多少代，無原創者，無發明人，只有師傅帶徒弟，一代代，被市場驅動，參與分工。

他們是工匠，自由的工匠，奔波于田野街頭，勞作于市井坊間，作者看他們，用了泰州學派的眼光，看得“滿街都是圣人”，作者走到他們中間去，用文筆和畫筆，雙管齊下，記錄了他們的工作。他看到的，已非自然原樣，而是人為，故其書名，未尊自然而稱“天道成物”，乃以人藝，因手工，名之曰“天工開物”。

這與機械制造走的不是一路，但它卻是對“自由工匠”的極譽，若一手藝人，被人冠以“天工開物”，試問，還有比這更高的評語嗎？中國極品絲瓷茶，無一不是“天工”之物。

在中國傳統中，有一些偉大的藝術，純然發乎信仰，成于無名氏之手，如敦煌壁畫，同樣，也有許多偉大的技術，因無專利制度留名，“百姓日用而不知”，被淹沒于歷史的風塵中。

人似浪花，沒于川流，故曰“逝者如斯”，然，技術傳世，澤被民生，化為“百姓日用”，當為百代福音，焉能失傳？故作者仆仆于山間田野，匆匆于市井街頭，訪問那些勞作者——“滿街的圣人”，也就是那些“自由的工匠”們，他們究竟為何人？是在市場經濟中自食其力的自由人，受雇于資本，但不失其身份。

《天工開物》記錄了明末制造業場景里的雇傭關系、分工模式及市場導向的生產活動，揭示了“自由工匠”群體的存在，書中描述的“機工”“礦工”“染匠”等角色，已具備了自由勞動者的核心特征——人身自由、技能自主、按勞取酬。

他們是“斯密動力”的源泉，是“斯密型成長”在江南自發的東方類型，僅以幾行字跡，我們亦可略見其一斑。

書中《乃服》篇，提到了江南織造業的“機戶—機工”模式——“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機戶擁有織機等生產資料，通過支付貨幣工資雇傭機工進行生產，機工則自由受雇，按日或按件計酬。這種“出資”與“出力”的分離，突破了傳統家庭作坊的依附關系，勞動者可自由選擇雇主，體現了自由工匠的特征。

《五金》《冶鑄》等篇，則記載了礦業與冶鑄業的雇傭關系，金屬冶煉需“合眾力而為之”，如煉鐵工場中，工人分工明確，有“煽風者”“辨礦者”“鍛工”等角色，工人通過出賣勞力獲取貨幣報酬，以此形成非人身依附的雇傭關系。

其勞動特征，表現為流動性強與技能專業化。

書中記錄的工匠，多有專門技藝，如景德鎮瓷匠精于拉坯、雕刻，蘇州織工擅長提花等，他們憑借技能在不同作坊間流動，不受地域或行會的限制，顯示了自由工匠的職業屬性。

他們按勞取酬，經濟自主，書中多次提到，工匠“計日授值”或“按件付酬”，說明工資是其主要的生活來源。

這種經濟獨立性，使其擺脫了封建勞役束縛，以此形成了一個由商品經濟提供的“自由工匠”群體的社會背景。

書中，記載了蘇州、杭州等市鎮，因絲綢、棉布貿易，催生了對“自由工匠”的需求，適其時，土地兼并推動生產力轉移，《乃粒》篇提到，江南失地農民紛紛轉向手工業謀生，成為“自由工匠”的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來源。

這種轉化，化為“半工半農”或專職匠人，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新質生產力的縮影。

作為新質生產力，“自由工匠”與傳統匠人有別，其別在于，弱化了人身依附。傳統匠人隸屬官坊，世襲匠籍，而《天工開物》中的工匠，多為“募工”，可自擇雇主，能自我議價，其生產不由官府指派，非以貴族定制，乃以市場論價，勞資關系市場化。

故其收入，靠市場流通，景德鎮制瓷，“一器工累數十萬，一坯成必先利市”，這就要求形成專業化的市鎮，但這還不夠，還要能跨區域貿易，通過江河與海運，而貨賣天下。

這些，都是“斯密型成長”的歷史場景，自由的工匠們當然也就成為了被市場驅動的資本主義的“萌芽”了。

但他們身上似乎還缺了一樣東西，那是什么東西？一種具有創新機制的東西，亦即革命性的“技術突破”。

“開物”與物理的分野

工業革命有兩大動力，一為“市場驅動”，也就是“斯密動力”，一為“技術突破”，或曰“瓦特動力”，來自“創新機制”，以之衡量中國，江南不乏由“市場驅動”形成的“斯密動力”，但未有基于“創新機制”的“瓦特動力”，何以如此？

蓋因中國工匠，以師傅帶徒弟著稱，重在師承，形成了一套“師承機制”，而非“創新機制”，故其技術發展，是在師承的基礎上漸進，繼以改良，而非突破“師范”搞創新。

以此來看《天工開物》，我們所見到的，便都是些技術傳承性的總結，未見有技術創新的著錄，其技術表現，停留于“斯密型成長”——技術革新與分工協作階段，書中提到了提花機、水轉大紡車等機械化工具的應用，通過機械傳動提升生產效率，《乃服》篇描述了提花機需工匠分工操作“花樓”與“織機”，類似于工廠流水線雛形，體現了分工精細化與技術標準化的“法式”。

然其局限也很明顯，其技術實錄止于經驗層面，堪稱“實學”，追求經世致用，但未達科學原理，其《佳兵》篇之于火器制造，雖言及火藥配方，卻未深究其燃燒的化學機制。

故其目光，聚焦于生產實踐，而非科學實驗，雖被稱為“17世紀中國科技的百科全書”，然其于近代科學的實驗性與數學化多有缺憾，其于西學，未能會通，稱之為“科技的百科全書”，名實難副，若改稱為“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則名副其實。

李約瑟以“中國的狄德羅”來對標宋應星，得其貌似，神則各異，本來各自殊途，各有千秋，何必硬要湊合？

當其時也，宋應星若能于“中西會通”方面，上承徐光啟《幾何原本》，旁及方以智《物理小識》，或能使中國的科學技術從實用性的生產技術的局域里獨立出來，開創中國科技的新局面，但他沒走上這一路，不但從未涉獵《幾何原本》，而且未讀《物理小識》，因而錯過了一次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科技革命。

《天工開物》于明崇禎十年（1637）刊刻，一經問世，就被人收藏和引用。在寧波范氏天一閣內，便藏有此書的初刻本，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識》一書中，引用了它的有關論述。

比較一下這兩本書，我們可見明清之際知識界的分野。先來看書名，這兩本書都有一“物”，宋應星以“天工”為技術，從事生產活動，便是“開物”，而方以智則進了一步，要去認識“物”的原理——“物理”，若使之結合，會如何呢？

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宋應星先行“開物”，再像方以智那樣究以“物理”，將書名改為《天工開物及其原理》，那么實用性的生產技術就會向著理論化的科學技術轉型了吧？

還是舉個例子來說吧，例如《佳兵》篇“開物”，就曾言及火器制造及火藥配方，若它再加上《物理小識》的愿景，往中西會通處去深究一下造火器的動力學原理以及火藥配方的化學反應機制，那么它就有可能發生從實學向科學的轉變，從基于“百姓日用”的生產場景向追求科學原理的實驗場景轉變。

但轉變并未發生，此雖由知識界的學術分野所致，但更由國運逆轉使然，知識分歧的鴻溝，尚能以共識填補，事實上，方以智正在這么做，他比宋應星年輕24歲，這事，也應當由他來做，他在《物理小識》中，已經這么做了，但只是個開端。

這兩本書，如今來看，本來就有互補性。

《天工開物》以著錄生產技術見長，系統記錄了農業與手工業生產實踐，如《乃粒》（糧食生產）、《陶埏》（陶瓷制作）、《舟車》（交通工具）等，《物理小識》則以理論探索為特色，探討自然現象的科學原理，如《天類》（天文氣象）、《人身類》（生理醫學）、《金石類》（礦物性質）等，兼具理論思辨與實驗觀察。

在知識來源上，《天工開物》基于本土經驗，聆聽工匠口述，親往實地觀察，《物理小識》則融合中國陰陽五行自然觀與西方科學地圓說、光學理論等，以“光肥影瘦”，解釋小孔成像，用“氣”的聚散，解釋物質變化，建構其綜合性知識體系。

兩者共同構成明末科學“經驗—思辨”的雙翼，相比之下，《天工開物》更貼近社會經濟需求，直接服務于生產實踐；《物理小識》則偏向知識精英的哲學探索，與民生關聯較弱。

此二者，一同反映中國近代科學轉型的困境：技術經驗未升華為理論科學，哲學思辨缺乏數學化與實驗化系統。

若將《天工開物》的實證精神與《物理小識》的理論追求結合起來，或可趨于近代科學，但其受制于明清耕讀社會結構，受制于明清知識界的學術分野，使得“可能”終未實現。

但是，若能假以時日，假以歲月靜好，那么，困境雖在，尚能克服，然于國難時，覆巢下，完卵尤難，科運怎興？明清易代，此二人者，皆被卷入政治漩渦，《天工開物》因以“北虜”稱滿清，故有清一代，成為禁書，在中國失傳三百年。

“開物”通往知識共享

兩書命運，宛如一部中國科技史的悲情縮影，輝煌的技術如白日依山、黃河入海，卻與科學革命失之交臂。

17世紀末，《天工開物》通過中國商船傳入日本長崎，書中所言冶鑄、紡織、農業等技術，推動了日本技術革新，其中，“沉鉛結銀法”“銅合金制法”被日本礦山業廣泛采用，提花機的設計原理也啟發了日本紡織業的技術改良，推動了江戶時代絲織品的商品化生產，而播種機與高效犁具則被日本農民引入。

于是，日本出現了“開物之學”，以技術革新“富國濟民”，或曰“夫開物者，乃經營國土，開發物產，富饒宇內，養育萬民之業”，此非明治維新“殖產興業”政策之先聲乎？或曰其為“東亞技術書的巔峰”，其內容遠超歐洲同期同類著作。1771年，日本大阪首次刊行《天工開物》，這是該書首個海外版本。此后多次再版，至20世紀50年代京都大學推出日文全譯本后，袖珍本累計重印20余次，成為日本科技教育的經典讀本。

《物理小識》傳入，適逢日本蘭學興起，故以其原有的“中西會通”的成果來引領日本蘭學，予以西學啟蒙。

然其雖未如《天工開物》般直接推動技術變革，但其核心術語“物理”，卻在日本經歷了“僑詞來歸”的跨文化旅程，其以“質測”——實證研究與“通幾”——哲學思辨相結合的科學方法論，引導著日本蘭學步入其“中西會通”的研究路徑。

方以智曾以西方解剖學，修正李時珍《本草綱目》，開示其“中西會通”的思路，杉田玄白開竅，沿此一路，譯《解體新書》，既取西醫的解剖圖譜，又據漢醫經典，蘭學由此開山。

那時的江戶學者們，還通過此書，理解了西方天文儀器的原理，并使之與荷蘭技術結合改良他們的觀測工具。

蘭學初興，依賴漢學提撕，《物理小識》一書，因此也就成為了連接東西方科學的一條紐帶，其知識流動，形成了一道跨文化的長虹，打了一個樞紐著東洋和西洋詞語的“中國結”。

《物理小識》提供的不僅是術語的借用，還提供了一片文化交流的天空，讓詞語如星辰般在其中閃爍，以“物理”的“僑詞來歸”，開了一個東亞科學從傳統向近代躍遷的好頭。

“物理”源自中文語境——“萬物之理”，“小識”一下，聚焦于天文、地理、醫藥領域，蘭學以之對譯西學“physics”，予以“物理學”含義回流中國，可見其“僑詞”路徑。

可惜的是，這兩本書，未能于中國本土結合，卻來到日本，反而被日本人結合了，形成了東亞科技的一個雛形，也可以說是科學技術的一個東方主義的模本，本應出現在中國，然而，易代之際，國運不濟，書亦流離，被日本人撿漏，如獲至寶。

這就使得日本人后發先至，走在了中國人的前面，當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一同來臨時，日本人已做好了《物理小識》的思想性與《天工開物》的技術性結合的科技準備，正是有了這么個準備的基礎，日本人在科技的近代化方面，才能先行一步。

這一步邁出去，就走向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走出了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而這兩本書在中國的命運，一本早已失傳，一本傳播有限，《物理小識》雖未如《天工開物》被禁毀，但它在中國的影響，則可謂“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受眾范圍很小。

康熙三年（1664），該書首次刊刻，乾隆時，被收錄于《四庫全書》中，過了二百多年，到光緒十年（1884），再次刊行，試圖擴大其流傳范圍，回應晚清西學思潮。但為時已晚，“中西會通”早已過了晚明階段，其時，西學壓倒中學，“西洋潮”之來，亦不必由“中國風”引領，說到底，就一句話：連“物理學”都來了，還要《物理小識》干什么？只能在思想史上給它留個角落。

而《天工開物》則一改其在中國失傳的命運，在工業革命期間，它在歐洲傳播開來，一傳再傳，影響越來越大。

從18世紀至20世紀，該書的不同刻本與印本，陸續在歐美各國的圖書館里出現，18世紀，巴黎皇家文庫就藏有明刻本，1830年，法國漢學家儒蓮用法文，首次西譯了書中《丹青》一章有關“銀朱”的部分，1832年，改以英文轉譯，發表于《孟加拉亞洲學會學報》上，1833年，又以法文翻譯了“制墨”部分，刊載于法國權威雜志《化學年鑒》和《科學院院報》，接著，他又把這一部分的法文譯本轉譯為英文和德文，喊醒了歐洲學術界。

1837年，儒蓮又將書中有關蠶桑部分及《授時通考·蠶桑門》譯為法文，出版了法譯本，而且取了個中文名，曰《桑蠶輯要》，將其所載有關植桑、養蠶、防治蠶病的方法，應用于當時突如其來且不知所措的蠶病的防治，挽救了歐洲蠶絲業，故其于歐洲深入傳播，有歐洲學者認為“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

后來，達爾文讀了這篇譯文，在其著作《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以譯文所載的養蠶技術，言其人工選擇及其變異。

1840年，儒蓮又將書中以樹皮、竹纖維替代破布造紙的技術，譯介至歐洲，法、英、德等國據以改良工藝，緩解了歐洲因原料短缺引發的造紙危機，推動了造紙業的可持續發展。

另外，書中記錄的播種器具和高效犁具的制作方法，也推動了歐洲農具改良，提升了耕作效率。在冶鑄技術方面，書中言及灌鋼法、失蠟鑄造法，填補了歐洲金屬冶煉領域的空白，尤其“活塞式封箱”鼓風技術，其應用，也比歐洲早了數百年，還有書中記載的紡織機——“花機”，比珍妮紡紗機早近200年，冶鐵技術中的“群爐匯流法”，則為歐洲工業革命提供了技術借鑒。

盡管《天工開物》“向世界開源了中國技術”，成為了“連接古代經驗科學與近代實驗科學的橋梁”以及全球化早期樣式的“知識共享”，但它卻未能“技術突破”成為工業革命的原典，其根源在于“創新機制”即“產學研一體化”缺乏，然此“機制”，瓦特竟在無意間得之，可以說瓦特才是“工業革命的幸運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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