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富建 2025 年 4 月 23～24 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 2024 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舉行，最終 20 個入圍項目經評委投票選出 10 個。

24 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喬云飛宣布入選項目名單：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名單公布之后，由四位學者分別對入選的“ 2024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依次點評，并回答記者提問。

擔任點評的四位學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王巍，北京聯合大學校長、教授雷興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教授霍巍。

他們對十大入選項目的作亮點解讀，并回顧了本年度入選項目所體現的新趨勢以及當前考古界研究的熱點。

以下內容為專家點評和記者提問環節的線上直播的實錄文字內容（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對內容進行了編輯）。

專家點評

一、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

陳星燦點評：

大家都知道，濛溪河遺址群距今8萬到6萬年，處于早期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們是在特殊的飽水環境下發現這些遺址。這是個遺址群，目前發現的有硅化木（編輯注：石器原料）的地點達到86處。這是國際罕見的、世界罕見的，同時包含了豐富石器和動植物遺存的這樣一個全面展示一個社會的遺址，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埋藏了一系列國內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的證據。

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很多空白，對研究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重要作用。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非常重要。

二、浙江仙居下湯遺址

陳星燦點評：

下湯遺址是中國最早的農業聚落。過去四個年度 2000 多平方米的發掘，揭示了上山文化就是距今 9000 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它的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

遺址的面積雖然發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們發現了幾乎所有因素的遺跡，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廠、紅燒土廣場、溝渠道路等，應該說，全景式地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結構，為我們研究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本。

三、甘肅臨洮寺洼遺址

陳星燦點評：

寺洼遺址是一個老遺址。我們是 101 年前發現，經過幾次的發掘。這次的發掘也延續了多年。首先它是處在文明起源的關鍵階段，填補了西北地區或者說黃河上游地區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節點。

在遺址發掘出一處馬家窯文化的大型聚落，發現了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首次發現史前遺址的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的制陶區，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的中心性的聚落，為我們展現了4800年前后，黃土高原西部地區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顯了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高度。

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

四、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

王巍點評：

這是近來西藏考古的一個重大的發現。首先，它的海拔高，4430～4410?米。然后年代延續時間長，分 4 個時期，距今5000 年～2000 年，也就是說，我們從中原地區或者這兩長江黃河地區文明創新文明形成，一直到秦代將近 3000 年。

原來我們對西藏的了解是比較零星的，某一個區域某一個地方。在這樣長時段的 4 個時期，可以看到它的埋葬的形式結構有明顯的變化，而且大約在距今 3300～3000 年的時候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這使我們對這個區域聚落的演變、聚落的布局、遺存的特點，特別是社會的分化有了解。通過它的遺跡和遺物，還可以看到和內地和四川包括長江上游有密切的聯系，也是證明了我們的交往、交流、交融。

它的墓葬結構很多都是全新的發現。考古工作結合多學科研究，在古DNA、古人類學、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方面實現全方位突破，揭示了人類在海拔 4400 米以上的生態活動的高原適應性、復雜性和連續性。

瑪不錯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對西藏考古，而且對世界范圍內認識和理解高原人類適應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瑪不錯遺址與周邊文化對比

五、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

王巍點評：

盤龍城是個老遺址，最近一二十年，幾個單位合作對它進行了持續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

它的位置，我們公認是中原商王朝在對長江中游控制的一個重要據點。原來都認為好像是不是只是為了控制這個區域，當然也可能是為了獲取銅礦，但是現在通過這十幾年的工作，特別是最近的工作，我們理解到在商王朝成立之前，在二里頭晚期相當于夏代末年，中原的勢力已經到達這里了。商代前期，它成為一個重要據點，不僅有高等級的建筑、高等級的墓葬，而且鑄造青銅器的遺址也相繼發現。它是一個中原王朝向長江流域擴散，以及冶金技術和禮制向長江流域擴展的一個重要依托。還有，我們原來都認為在商前期盤龍城遺址就衰落了，現在看來在商代中期它仍然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可以看到600米長的石墻、高等級的墓葬等。這完全改寫了我們的認識。

還有一點需要說，商王朝制造青銅容器的技術，很可能是從這兒傳向了三星堆。

?

盤龍城出土鑲金綠松石器與二里頭、鄭州商城出土相似文物對比

六、陜西寶雞周原遺址

王巍點評：

周原遺址的考古發現，可以說是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周代西周時期最重大的發現。

周原遺址，首先確認了先周時期它是一個都邑。古公亶父遷到周原，但是其都城、政治中心在哪？一直有爭論。這次發現揭示，在先周時期，即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它就是一個獨立性的遺址、中心性的遺址，有 2500 平方米的宮殿，有一系列的建筑。第二，發現了西周時期的三重城垣，宮城、小城、大城，而且它修建的時間范圍、使用的年代都掐得非常準，所以應該說填補了我們對西周時期周原聚落形態的認識。周原遺址有很多青銅器的窖藏，原來大家都覺得它是不是一個貴族的采邑，現在看來，周原遺址是西周時期最大規模的都城，所以是一個巨大的突破性的發現。

西周時期發現的甲骨，不僅數量多，而且記載了相當豐富的內容，為我們研究西周王朝以及它和各個諸侯國的關系，都提供了重要線索。另外，周原的發掘，應該說是從 1999 年開始以來，幾家單位合作，從都邑考古的理念出發從研究都城的規模、城垣的結構、道路的網絡、水系、大型的建筑等，通過這樣一個清晰的工作理念，開花結果。它為都城考古，為夏商周都城的考古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樣板，具有重大的突破性的意義。

西周時期的三重城垣

七、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

雷興山點評：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是西周燕國都城。琉璃河考古，可以作為西周封國考古的一個典范。這個遺址是目前發掘時間最長、面積最大、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作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國，是西周分封制度最有力的見證。

新發現的外城墻和外城壕，首次明確了西周封國中的兩重城垣結構，城址范圍由原來認識的 60 萬平方米擴大到了 100 萬平方米左右。琉璃河遺址的城市的方向、城圈結構等規劃的特征，與王朝中心的周原遺址相似，這是分封制下國家治理邊地統治的有力見證。新發現的大型宮殿建筑遺址面積之大是西周封國之最，大型的夯土井類遺跡的結構是前所未見。如果結合鉆探所知道的夯土分布狀況，可以大致厘清城址的結構與形態，是西周都邑形態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

燕侯墓地的確認，使遺址最高等級墓葬的數量和墓地形態得以完整展現。不僅可以推斷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延續時間，更可填補傳世文獻中燕侯時期的空白。貴族墓葬M 1902 出土作冊奐器組合及“太保墉燕”銘文證實了召公親自到達燕地、主持燕都的營建，這是北京城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獻，實證了首都北京?3000 年的建城史。

我特看重的，是通過人類全基因組測序，就是DNA測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復原了古代家族樹。這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突破。不僅是有實際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對以后我們的考古研究開啟了一個新范式，開啟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琉璃河遺址出土的青銅器

八、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雷興山點評：

武王墩一號墓，可以概括成“江淮遺珍 楚風絕唱”。武王墩一號墓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僅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更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實證。

武王墩是戰國楚系墓葬中獨立陵園制的典范，陵園面積有150萬平方米，車馬坑有有長148米。這個陵園里邊陪葬墓、祭祀坑星羅棋布，主墓封土高達14米，墓坑深達20米，這些都是展現了楚國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都是展現了楚文化、楚文明的高度發達，可以概括為“王陵規制，獨步江淮”。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棺內，棺本身也是重要的發現，可以叫“九室棺槨 文字密碼”，這個“亞”字形的九室多重棺槨為國內首件，棺木墨書數千字，內容涵蓋槨木方位、分室、性質與編號，是迄今等級最高、信息最系統的先秦墨書文件，為破解楚國職官制度與營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器物，可以說是“禮樂重器、文明交融”。出土的這萬余件文物，以其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為核心的銅器群、鐘罄鼓瑟的樂器體系，刷新了對戰國禮樂文明的認知。木器紋飾華美，龍鳳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楚地的風格，印證了楚文化對秦漢藝術的深遠影響。木俑，我們人人都經常用的“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的俑。從俑看，我們都認為是以俑代殉，這是禮制革新。在這個墓里面出土了280件的木俑列陣，儀仗與樂舞分工清晰，體現了楚國從“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躍進，這一明器化喪葬系統的成熟，為后世兵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淵源。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回頭大家再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的時候，換個角度再去理解。

武王墩出土部分銅器組合

九、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霍巍點評：

講云南晉寧河伯所遺址的重要性，我們回顧一個故事，司馬遷他寫的《西南夷列傳》里面特別談到了像巴蜀、滇、夜郎、邛都這樣一些對方。那么滇被證實，就是因為滇王墓的發現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但是這樣的一個云南，滇的區域內，我們近些年對河伯所遺址的發現，取得的最重要的一個突破在于它證明了：這個地方是中央王朝實行的郡縣制的有效管理和對滇王的繼續的冊封，運用了靈活的一種統治的管理的方法。這個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河伯所遺址的發現，向我們揭露了漢代的益州郡的郡治，郡治被確認，它是由一組考古發現來確定的。首先有相互疊壓的三期的城墻，還發現了有大型的木構建筑遺址。建筑遺址當中的我們看到它的磉墩石，另外道路水網，再加上這個地方發掘出土的很多官印的封泥、有字的簡牘，當中都是帶字樣的。這樣就把益州太守、益州郡這些跟我們《史記》《漢書》當中文獻記載的，西漢時期曾經在這里設置益州郡的歷史事實，把它坐實了。我經常說，這就是中央王朝在邊疆治理當中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的方法。

那么特別重要的，是遺址里邊迄今為止出土的西南地區最重要的一批漢代的實物的文書資料。這些文書資料，一方面是印證了《史記》、《漢書》這些文獻記載的歷史事實，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彌補了過去漢代的基層結構，比方說，過去我們知道郡縣一級比較清楚，但是到鄉、到里這一級的時候，往往缺乏資料。通過這一批材料，尤其是當中的封泥，還有就是簡牘，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完整的管理體系，基層到縣到上面的郡。

還有一點重要意義。它的確是西南地區的一個重鎮，通過封泥可以看到它的北面可以連通巴蜀，往南連通了今天的兩廣，通過牂牁江。所以漢非常有效的治理了這一區域，對整個西南邊疆起到了一個非常穩定的作用。在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當中，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材料。這個材料，我還希望將來我們在兩廣地區，就是在百越，也有類似的材料發現。我們知道漢武帝雄才大略，一個就是對西南邊疆的治理，還有一個就是今天的東南。所以我們偉大祖國的形成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證，這也是我們近些年邊疆考古的一個重要收獲。

遺址位置

十、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霍巍點評：

新疆喀什的莫爾寺遺址已經發掘了 6 年。遺址最重要的在于，我們都知道佛教文化、佛教藝術是一個從印度起源經過中亞，然后傳播到中原的這樣一個鏈條。而在這個鏈條當中，新疆是它的前端，過去我們講的比較多的是石窟寺，比方說大家熟悉的像克孜爾、龜茲這些地區，然后到敦煌，然后從敦煌一步一步看到了麥積山，看到了云崗，看到了龍門等。但是，地面佛寺遺址過去保存的情況并不太好。這一次莫爾寺給我們揭示了一個比較長時段的、這個地區的地面佛教寺院建筑，它的布局，以及通過這個布局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結構和功能。

大體上講，莫爾斯遺址正好是在佛教初傳階段，就是公元1世紀左右，1～3世紀是它的第一期，那么這一期它的平面布局，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做得很清楚，這就是典型的印度中亞地區“塔院式”為中心的這樣一種結構。但是它的第二期公元4世紀以后，也就是我們的魏晉以后到唐這個階段，非常重要，我們看到它一方面保留了第一期原有的塔院，同時我們中國內地的佛教寺院的布局，伽藍配置已經在這個地區出現了，兩者之間是并存的、相互交融。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佛教寺院的遺址，它可以說推動了我們絲綢之路上佛教考古，我們國家早期佛寺起源最重要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它提供了非常鮮活的材料。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創造性，也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在這個佛寺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多種宗教在這個地方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

新疆的考古工作者還推測說，這個地區的佛寺是跟武周時期所建的漢地大云寺可能關聯度比較高。這個推測非常有意思。因為大云寺是武周時期推行全國，那么它推行的范圍也到了新疆，就證明漢唐時期，這個佛教文化它已經開始了一個轉型。佛教的新的這種寺院、這種新模式，成為我們去理解這個區域文明交流互鑒，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的有力的見證。遺址的重要性，是在近些年我們中國邊疆考古，尤其是西域考古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例子，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也是來之不易的。

莫爾寺復原

媒體提問環節

一、《新華社》記者提問：請問今年的入選項目呈現什么趨勢？與往年相比有什么樣的特點？

王巍回答：

熱烈祝賀入選項目，同時另外入圍的項目其實也各有各的重要性，所以我們評委每次評選都是比較糾結。

首先從20個項目的角度來說，第一是內容豐富多樣。有史前時期的聚落遺址；有多層級的遺址，周原、鄴城，然后金上京、開封；還有地方性，比如商王朝時期的盤龍城，以及西周時期的封國琉璃河，漢代的益州郡的所在；另外區域上，新疆、西藏都有項目入選。

如果說今年的入選的項目有什么趨勢，我覺得這些項目，包括這20個入圍項目，都是在我們國家一些重大的項目的引領下，比如說“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各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比如下湯、寺洼都是在萬年文化和五千年文明這樣一個階段，提供了新的資料；還有很多項目都以國家文物局全力推動的“考古中國”項目的引領下。為什么叫考古中國，相關各個省一起來跨區域的、跨學科的來做一個大的課題，對相關的考古發掘的引領。

還有，有些是全新的發現。剛才我點評的西藏的瑪不錯，在原來相對空白的區域，只要考古工作做到位，完全可能產生全新的考古發現。

而且我們一直在說多學科結合，各種技術手段，我們可以看到每個項目都不僅是考古發掘，也能夠動用各種研究手段方法全面的應用。應該說，多學科結合到這樣一個時代，走向深入，走向新的層次，比如說琉璃河，琉璃河的墓葬，我們都一般認為是家族墓，前后相接，在一個小區域的聚集，但是原來只是推測。這次通過DNA的研究證明，它有幾代的世襲，包括他們的婚姻等。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讓我們原來只是推測的一些看法，可以一錘定音。這也是多學科結合在新時代走向的一個深入，更好的和我們要研究的歷史問題緊密的結合。這也是今后一個趨勢。

最后，都城。都城考古，注重布局，注重變遷。像周原，原來我們也做了幾十年。但是以都城考古的理念，要考慮首先有沒有城，有沒有道路，有沒有網絡，有沒有各布局的特點等。

像琉璃河，像盤龍城，雖然不是都城，但是方國或者諸侯國的城市，做一個城、做一個區域都是放眼全國，比如說盤龍城和商王朝關系密切，比如說琉璃河是西周的封國，注重中原和地方。注重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比如說莫爾寺等。所以都是著眼于大的課題，然后具體的從細微處著手，多學科結合。這些可以說是呈現了我們現代考古學的一個新的特點。

二、《封面新聞》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今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終評名單中有很多此前考古發掘過的遺址，想請問一下這些老遺址的新發現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星燦回答：

確實。今年有很多大遺址、都城遺址都是老遺址，是長期發掘的遺址，比如說寺洼，1924年發掘的，后來在上世紀40年代夏鼐先生做了第二次發掘，那么到現在已經101年了。其他一些大遺址，包括盤龍城、周原、琉璃河、金上京、北宋東京城，都是超過半個世紀的發掘和相當長時間的研究。

因為考古工作是一個科學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大遺址。我們說的現在的最新的發現，其實它是長期研究的一個結果。周原遺址是上個世紀40年代開始調查發現，那么上世紀70年代開始發掘研究，到現在持續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發現了大量的窖穴，大量的零散的西周的遺跡，但是實際上我們對它了解很少。這個零散不成系統。那么最近這幾年我覺得它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為什么它能成為十大發現？非常重要，是因為他們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把周原的來龍去脈，尤其是把它的城給發現了。過去沒有發現城，那么現在不僅發現了西周時代的三座城垣，而且發現西周之前先周時期的大型遺址。所以這樣一下綱舉目張，把過去幾十年我們發現的散亂的這樣一些窖穴，都可以畫在這張圖上。有了這張圖，有了現在的發現，把過去的發現都帶活了。所以我覺得老遺址結出了新果。當然其他的遺址比如說像琉璃河，像盤龍城也都是這樣的一些遺址，是老遺址。但是他們實際上是連續發掘的這樣一個結果。現在的重要發現，把過去的重要發現也帶動起來了。

三、《中國日報》記者提問：我關注到近期國家文物局已經啟動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我想請問咱們這次的重要發現，對于深化夏商文明研究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雷興山回答：

謝謝你關心夏商考古，謝謝你關心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按照我的理解，夏商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階段，較為成熟的王朝文明在夏商這個階段形成。雖然以前的夏商考古，夏商文明研究碩果累累。但是毋庸諱言，有關夏商王朝的國家形態，有關夏商的文明形態，夏商歷史還存在大量空白，所以急需用這個有國家有組織的科研，急需用更加豐富的確鑿的實物證據，需要更多的歷史細節，來增強歷史的信度，豐富歷史的內涵。

比如說，國外還有人質疑我們有沒有一個夏，像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已經解決了，但是在國外還覺得還有問題。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講好中國故事，來增強我們講好中國故事、歷史的行動。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國家文物局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的啟動是恰逢其時，是絕對的必要。當然自從工程宣布啟動以來，據我所知，好多個有關省市現在已經紛紛動起來了，已經在寫本子全面籌劃。這是我們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的一個新的，我所知道一個情況。

那么這一次我們有兩項入選的項目和夏商文明研究有關。比如說盤龍城，盤龍城它不僅是商王朝，它也是夏王朝，是夏商王朝在長江沿岸最早建立的一個地區中心。這些年成果不斷。剛才點評所說，比如說宮殿建筑，青銅鑄銅做法，一般的貴族。還有一個，我個人認為是城墻，他們叫“石構遺跡”，一種特殊的城墻，好像他們也是這樣認為，在我看來，還有一個特別的發現是原來在水下，沉在水下的，他們用特殊的方法發現。這一系列的從文明、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就把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中華兩大重要地區給聯系在一起了。這是王朝時代國家治理、國家經略的最好的一個體現。

說起周原遺址，大家可能認為都是周原是周，和周有關，跟夏商沒關。其實不是這樣。商文化分布的最西邊緣，是在周原遺址。周原遺址以西沒有商文化，這個地方叫商文化京當類型，是晚商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類型。

商文化之后，在西周建立之前，這一段也屬于商時期，那就是著名的先周文化。剛才像王巍先生所點評的，先周文化探索已歷經百年，雖然學界的觀點認為周原是“古公亶父遷徙之地”，是他的都邑之地，但是一直沒有得到確認，甚至是我們就周原考古隊內部原來還在懷疑，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這個古公亶父遷徙之地，是不是周滅商前的都邑？但是通過這樣的一些發現，這個是證實了周原古公亶父遷徙之地。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先周文化百年探索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大發現。

在這兒我要強調一下，除了盤龍城和周原夏商這個研究的重要發現之外，其實在2024年度在國家文物局的有組織科研的特別指導下，有關夏商研究的工程，夏商研究已經開展了很多，還有很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只不過是今年是它們沒報十大考古發現。比如說在二里頭遺址，且不論二里頭遺址發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宮殿，在它北邊古城村發現了長長的城墻。學界一致認為那才是二里頭遺址的邊緣，最北邊，現在它的東邊也發現了，原來我們說二里頭遺址非常了不起，已經有360萬平方米，現在可以確認有1000多萬平方米，并且多宮格的格局越來越清晰，受它影響，偃師商城也能認識到是這種格局。河南南陽八里莊遺址也呈現了這樣的格局。其實今年周原遺址還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還沒有完全公布，就是到了西周，他們現在還在做工作還沒公布，周原內城所謂的宮城的格局也有一點多宮格的苗頭。他們今年因為還在工作，重要的發現還沒匯報。

關于夏商的研究，再比如說洹北商城宮殿的發現，比如說殷墟里邊的道路系統，原來從來沒見過那么復雜的道路系統，還有復雜的祭祀坑所體現的禮儀，這都是非常震驚的發現。還有今年陜北清澗寨溝發現，是超乎想象的一種方國遺存，大家關心的三星堆玉石器作坊也有一系列重要發現等。這都是2024年度夏商文明研究的一些工程。

這些考古發現都有利地深化了中華文明的研究。我想這些夏商文明的發現，夏商考古成果都可以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這個文明形態，實證中華文明突出性的特征。在我看來，這些夏商成果都可以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積極貢獻。在我看來，我剛才列舉的一些重要發現將來有可能都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我們相信隨著這個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深入的開展，明年十大考古評選會上，大家會見到更多更精彩的夏商考古成果。

四、上海東方衛視《中國考古報道》提問：我們發現在今年的參評項目當中有很多邊疆地區的項目，那么這一些邊疆考古的新發現是如何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的？

霍巍回答：

其實今年我們的參評項目當中，剛才點評到的像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以及沒有點評到但是屬于參評項目當中我個人認為一些非常重要的邊疆考古的新收獲，比方說吉林和龍的大洞遺址，這是5萬年到1萬年前東亞地區史前人類文化遷徙非常重要的證據。還有內蒙古敖漢旗的元寶山積石冢為我們提供了地區文化發展文明演進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證據。

那么這些比較早期的證據，都證明中原文明發生的同時，邊疆地區也同樣的進入，開始了文明進程。而這些文明進程的過程當中跟中原文明之間都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所以我們再往后看，我覺得還有幾個項目都還值得提出，比方說這次沒有能夠入選但是參評的黑龍江的阿城金上京，上京遺址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我們知道這個金代是五京制度，遼也是五京制度。為什么要設五個京？其中一個是主都，另外幾個作為陪都。它一方面適應了游牧民族的有效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你看它的都城建制都是一派中原體制，從建筑格局、整個都城的部署都可以看到。這一方面它本民族的一些創造，另一方面還深受中原王朝的都城體制影響的成果。再比如說，也是非常遺憾，我們今天評委會上，其實大家都是非常盡力希望它能夠進入，寧夏賀蘭山東麓的蘇峪口瓷窯址，為什么重要？昨天我就講過，點評的時候，西夏的窯址能夠接收定窯還有當時的南方地區一些窯口的技術又加以創造，進行了精細白瓷的生產。而我們后來發現，在西夏王陵使用的很多這種官窯，西夏官窯，都是這個窯口燒制的。證明我們這些邊疆地區，這些族群所建立的地方政權效仿中原，而且在文化的、技術的很多方面接受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素，帶動這個區域性的發展。

莫爾寺佛像高度示意

這樣一些重要的國家邊疆地區的項目，都為我們實證了秦漢以后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過程當中周邊地區怎么（融入）。這是兩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強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最終它們成為我們這個大家庭的一員。我們講偉大的中華民族，它是具有統一性、連續性、創新性、和平性、包容性這樣一些特點。而這些特點恰恰通過這些邊疆地區的項目，能夠充分證明我們為什么成為一家人？為什么成為石榴籽抱在一起，我們不能散。這是內在機理，文化的屬性所決定的。

從這些意義上講，我覺得雖然邊疆地區的考古工作相對起步比較晚，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下，用舉國體制在國家的統一部署下，在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邊疆地區這些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長足的進步。我自己長期在西藏做的工作比較多，我是親自看到西藏地區的考古工作怎么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今天我們已經走向了掌握西藏考古的主動權和話語權，跟國際對話這樣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我期待將來還有更多的邊疆考古項目能夠入選，讓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是一個口號，而成為實實在在的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可以走進我們的書本，走進我們的博物館，讓大家切身體會，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圖片 |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直播截圖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