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節前后，在中國發生了一樁現象級事件：一家成立于2023年7月，僅僅有一年半歷史的大語言模型研發公司DeepSeek（深度求索）于2024年12月26日發布通用的大型語言模型DeepSeek-V3，且于2025年1月20日發布了用于處理復雜邏輯推理任務的DeepSeek-R1，在數周之內，形成了人工智能理念、體驗與應用的大智慧和普及化沖擊波，DeepSeek這個英文名字幾乎做到了大眾皆可正確發音的地步。2025年的春節因此深深打下了DeepSeek的烙印。幾乎與此同時，全球人工智能領域形成了對DeepSeek的群體性關注，因為其大模型影響了人工智能產業的格局和生態。

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樁現象級的事件發源地是杭州。“杭州六小龍”的名字進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除了DeepSeek之外，還有游戲科學，最為人知的產品是《黑神話：悟空》；宇樹科技，專注人形機器人開發；云深處科技，聚焦四足機器人和全地形越野機器人開發；強腦科技，致力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解決方案；群核科技，以GPU（圖形處理單元）集群和人工智能技術為底座的空間智能企業。

于是，一個事實上早已形成并得到深度發展的杭州模式，很快成為各界關注和思考的新熱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信出版社推出劉典和胡宇東合著的《杭州模式》一書，該書基于充滿生命力的“杭州六小龍”等案例，全方位和系統性闡釋了處于科技前沿的杭州模式。這本書因時代呼喚得以問世。

探討杭州模式，需要先重新理解“模式”這一概念的復雜特征。一般來說，模式既可以從哲學和科學角度抽象描述，如各類經典物理模型；也可以通過經驗歸納形成具備現實指導意義的框架，如經濟發展模式或多元政治模式。無論是抽象性的理論模式，還是經驗性的實踐模式，都是特定元素的集合體，并在理論與實踐、現象與本質的互動中不斷被檢驗、修正與演化。因此，模式具有可重復、可復制的基本特征與應用價值。

這本書試圖揭示其縱深結構，呈現五個嵌套層級：全球創新體系、國家競爭格局、杭州模式本身、城市戰略路徑，以及微觀企業行為。在這一結構中，杭州不僅是承載國家戰略的城市單元，也是在全球競爭中謀求突破的創新節點。因此，認識杭州模式，既需要宏觀視野，也離不開微觀層面的觀察，二者結合，方能理解其內在邏輯與演化動力。

第一，這本書從宏觀視角解構杭州模式。杭州模式是一個涵蓋文化基因、制度創新、信息效率革命、科技生態、全球坐標、科技競爭和模式出海等要素的綜合性經濟社會系統，這樣的經濟社會系統框架突破了傳統經濟模式研究中局限于政策組合或產業扶持的同質化思維。不僅如此，這本書特別強調了杭州模式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與系統演進，“不是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一種復雜的系統演化。它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需要技術、制度和文化的有機融合，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優化”。因此，在杭州模式的深層結構背后，是一個具有歷史底蘊與發展張力的“杭州邏輯”，它支撐著從“杭州制造”到“杭州創造”的躍遷，推動其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重要樞紐與制度創新的前沿。

第二，這本書基于企業生態，對杭州模式做了獨特微觀透視。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對象主要是企業。杭州是中國科技企業密度最高和數量增加最快的地區。企業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2月，杭州現存企業102.5萬家，其中民營企業現存量達100.3萬家，在杭州企業總量中占比超過97%。近10年來杭州民營企業存量穩步提升，已從2015年末的41.2萬家提升至目前的100.3萬家。杭州科技型企業現存量約為1.9萬家，其中科技型民營企業存量約為1.8萬家，占比達93.25%。基于這樣的企業生態，以DeepSeek為代表的“杭州六小龍”脫穎而出，完全符合“大數定理”。“DeepSeek的技術突破源自三大核心要素的協同創新：一是算法架構的創新，例如HAI-LLM并行框架（高效且輕量級的框架）；二是算力的優化，依托城西科創大走廊的超算支持；三是數據應用的深入挖掘，聚焦垂直領域場景。”“DeepSeek是在算法上實現了重大突破，通過提升大模型的訓練和推理效率，打破了原有的‘算力堆積思維’。”

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沒有由成熟企業集群構成的堅實微觀基礎，就難以支撐健康而有韌性的宏觀經濟運行；同樣，缺乏戰略性的宏觀制度設計與政策支持，也無法催生持續涌現的微觀經濟創新。杭州模式正是這兩者良性互動的典范，它不僅在微觀層面孕育出大量富有活力的創新型企業，也在宏觀層面展現出清晰的戰略定位與制度優勢，進而實現了宏觀與微觀維度的深度耦合與協同演化。

杭州模式的本質是創新。杭州模式就是杭州創新模式，更確切地說，杭州模式就是高科技創新模式。因此，這本書對杭州模式進行了具有歷史深度的拓展，展現了杭州模式的動態演進過程。

第一，構建價值共識體系。在杭州模式中，價值體系是前提和基石。杭州模式不僅關注技術和制度層面，還深入探討了價值共識體系如何為創新提供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包括“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包容共享和長期主義”等維度。這種將價值觀層面納入創新系統的視角，體現了對創新內在驅動力的深刻洞察。此書明確寫道：“DeepSeek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個被廣泛認可的價值體系。”

第二，堅持信息效率革命的中心地位。信息效率被視為創新速度決定性變量。因為杭州實現了“三化一智能”（數據透明化、流程標準化、決策可視化和服務智能化），建立了完備的公共數據基礎設施和數據治理體系，所以可以不斷開拓杭州特有的產業創新的時空維度，進而通過“杭州的數據共享體系使信息能夠更加完整、及時地觸達需求方，將信息從封閉的‘孤島’轉變為開放的‘湖泊’，為創新決策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基礎”。

第三，推動數據要素的市場化。在數據產權制度方面，《杭州模式》記錄的數據收益分配機制創新，構建了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杭州方案”。如根據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發布的公共數據開放目錄，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將開放交通、醫療、教育等12大類132小類脫敏數據，企業可通過杭州數據交易所申請使用，形成數據供給者、處理者、應用者的價值共享鏈條，這種制度設計既規避了完全公有化陷阱，又防止了平臺壟斷弊端，為構建數據要素驅動的創新系統提供了制度樣板。

第四，創新生態的自組織機制。杭州創新系統的生命力具有“熱帶雨林”式自組織特征，其主體協同網絡并非均勻結構，而是“在政府主導的創新基礎設施上，市場主體自發形成多元共生的創新群落”。這種非均衡演化模式，“通過硬科技突破形成產業鏈閉環，通過建立五大產業生態圈的‘5+X’產業政策體系，促進資源要素保障加快推進，不斷用政策助力戰略性新興產業可持續發展”。這解釋了為何頭部企業（如阿里云）的技術溢出能產生“一技術多場景”的裂變效應，為區域創新系統的異質性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注腳，與深圳模式強調的強產業規劃形成鮮明對比。

第五，形成動態平衡的政府角色觀。杭州模式突破了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思維，提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與有機社會三元互動”的協同治理模式，強調“有效市場提供基礎性的激勵和資源配置機制，有為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戰略引導，有機社會則提供多元化的關系網絡和自組織能力。三者相互支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協同系統”。作者通過實證研究，刻畫了政府角色在杭州模式中的三階段演進路徑：從制度供給者轉變為生態維護者，再演變為風險防控者與價值引導者。這一動態視角不僅展現了地方政府在產業治理中的角色轉型，而且進一步揭示了政企關系隨創新階段推進而變化的規律。

若從理論視角切入，杭州模式可以被視作“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的一種創造性實踐。該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庫克于1992年提出，歷經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區域創新系統研究專注于在區域內建立和加強知識與創新網絡，涵蓋企業、大學和政府之間的互動，目標是增強區域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通過技術知識和創新成果的溢出效應推動經濟增長。第二階段，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和實踐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和深化，涵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強調根據不同地區的獨特特征與需求量身定制并實施創新政策。第三階段，區域創新系統完成向解決重大社會挑戰和促進相關區域轉型的轉變，突出了區域創新系統在社會技術變革中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尺度上整合資源以促進區域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發展。

杭州模式無疑彰顯了上述三個階段的核心特征：在地方范圍內構建了企業、政府、大學與社會多方參與的創新網絡，實施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制度性政策支持體系，同時肩負起引領數字化轉型的重任。然而，它并未止步于此，在理念、機制與實踐路徑上，已經對區域創新系統理論構成了多維度拓展與超越。

第一，杭州模式和重構創新要素配置。基于信息時代邏輯、數字經濟規律和人工智能技術，杭州通過數據平臺實現日均500萬條數據的實時交換，構建起覆蓋長三角的“數字創新走廊”，其“數字穿透性”能力使創新要素的流動半徑從傳統的50千米擴展至300千米，重新定義了區域創新系統的空間邊界。

第二，杭州模式和跨域網絡。支撐杭州模式的是一個密集的產學研合作網絡。該網絡的基礎設施是算力體系。“截至2023年6月，杭州已建算力規模占浙江全省的52.6%”，“杭州還與阿里云合作開發‘算力銀行’等，通過允許企業按需租用閑置算力，促進了剩余算力的充分利用”。該網絡涵蓋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維系不同領域協調發展，如黨建、醫改、數字媒體、創業支持、各類公共設施以及應急響應系統。在杭州的跨域網絡中，資本網絡地位尤其重要，杭州模式所呈現出的創新特質得益于資本網絡所提供的穩定資金支持。

第三，杭州模式和制度創新。傳統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強調地理鄰近性和制度厚度的決定作用。杭州模式將制度創新放在與技術創新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上，通過持續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跨越多個層次，形成從市政府倡議到區級執行，再到研究機構運作、企業參與以及個人創業者融入的機制，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平衡創新活力與風險防控，超越對于制度的單一層面理解，豐富了制度厚度的理論和實踐。

對于杭州模式的獨特優勢，這本書也做了相當接地氣的探討。杭州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獨特優勢。

第一，文化基因。杭州的文化基因主要追溯到南宋。“南宋時期的商業文化基因，深刻影響著現代杭州的發展軌跡。從古代的絲綢、茶葉貿易，到如今的電子商務、數字科技，創新的源泉往往藏在文化價值共識的根脈里。”特別是，“而今杭州集聚浙江大學、西湖大學等學術殿堂，正是千年崇文傳統的現代延續”。

第二，區域位置優勢。“杭州地處長三角南翼，地理位置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從空間布局來看，杭州與長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南京距離適中，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又各有特色的經濟三角。這種恰到好處的距離，使杭州既能充分承接上海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輻射帶動作用，又能與南京的科教資源優勢形成互補。”

第三，文化基因與地理區位的耦合。這種耦合有兩種方式。其一，來自杭州歷史的自然進化的耦合，形成特有的浙江商業文化和浙商精神。長期主義就是浙江商業文化和浙商精神融合的一種典型體現。“長期主義文化是杭州價值共識的重要特征。不同于短期利益驅動的投機文化，杭州的企業家和創新者普遍表現出對長期價值的追求和戰略耐心。”其二，來自國家及地方政府發展政策所形成的耦合。例如，2019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杭州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找準定位、發揮優勢提供了政策依據，凸顯了杭州的區位優勢。杭州也因此正在成長為長三角區域創新發展的關鍵增長極，以及國家區域發展格局中的重要支點城市。

在2025年的全球大環境下，全面認識杭州模式的價值與面臨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杭州模式的獨特性和價值。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和世界不斷出現以地區命名的模式。僅以中國為例，就有過“溫州模式”“蘇州模式”“深圳模式”“合肥模式”，各具特征，彼此競逐。這本書對杭州模式的獨特性做了如下的總結：“合肥、深圳、杭州在產業政策方面的差異在于，合肥以政府資本驅動戰略性產業，深圳以國有資本市場化機制運作快速響應需求，杭州則以長期主義政策的可持續性與透明度構建平臺以實現企業的自由發展和持續創新。”杭州長期構建的“制度-平臺-生態”三位一體和“信息效率+價值共識”的創新體系，實現從電商興起、數字經濟壯大到科技創新引領的多階段躍遷，成長為中國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重鎮的成功經驗，不僅為中國其他城市提供了路徑樣本，還為全球科技創新生態的制度設計與政策選擇貢獻了具有現實意義的中國經驗。

第二，杭州模式在全球科技領域的定位。在人工智能的帶領下，全球科技領域開始形成全新的分工體系，形成與傳統產業不同的科技產業供應鏈和價值鏈。以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柱產業的杭州模式，必須選擇在全國和全球高科技分工中形成比較優勢。這本書描述了杭州在半導體產業鏈的布局，揭示了新興科技城市的“非對稱競爭”策略。杭州通過對RISC-V架構（開源指令集架構）開源生態的培育，在物聯網芯片設計領域形成差異化優勢。這種基于開源指令集的創新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半導體價值鏈，而這種“架構級創新”，使杭州繞過了傳統技術路徑依賴，在邊緣計算芯片市場獲得更多的全球份額。

第三，杭州模式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2025年，全球科技發展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人工智能和接踵而至的量子科技的加速發展，以及對醫療、教育和金融等行業的重塑，通過增強決策能力和提供個性化服務來推動創新和增長，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效、更可持續的未來邁進。在這一背景下，如何開拓并維系在不斷推進的科技前沿領域的分工優勢，如何應對科技領域日益加劇的嚴酷競爭，是杭州模式要面臨的壓力和挑戰。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就是，分析了全球科技競爭加劇和國內創新環境變化對杭州模式的挑戰，尤其關注美國對高性能計算資源與先進半導體的出口管制政策如何影響中國科技企業發展。在全球范圍內，20世紀70年代已經全面崛起的美國“硅谷模式”無疑提供了一個參照體系，對此，這本書提出，杭州模式不同于硅谷模式那種極端自由市場下的“自然演化”，而是一種以制度穩態為土壤、以平臺驅動為主干、以生態演化為枝葉的“溫室型”創新系統，可以在技術浪潮中及時適配和穩定進化。在如此不確定的時代，杭州模式最終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唯有在持續演化中保持開放性、韌性與系統靈活性，方能在下一輪科技周期中延續其領先地位。

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與系統性風險的時代，唯有相信和踐行長期主義，正視科技加速主義的現實邏輯，將技術創新置于一個關系國家未來發展的高度，才能在更廣闊的“技術-經濟-社會”系統中，構建起多層次、多維度的創新協同機制。這種機制不僅是對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的深度延展，更構成了一個全面、深刻、富有洞見的區域創新系統研究范式，進而實現了基于創新的真正價值共創。正如經濟學家詹·法格博格所言：“我們表明，對于成功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個運作良好的創新系統和良好的治理。”

《杭州模式》一書的價值正是，在關鍵時刻揭示了杭州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引領作用，也為全球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理論探索與制度建設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杭州不僅屬于浙江，也屬于中國和這個瞬息萬變、奔涌向前的時代，正是“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2025年4月6日于重慶

作者為經濟學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