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無處不在，并且總是一種貨幣現象。”米爾頓·弗里德曼的這句名言，高度概括了貨幣主義者對于通脹的看法。然而，在現代經濟體中，通脹的成因和內在機制是多樣的，各國央行對通脹的判斷、態度和政策制定也存在差異。匯豐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簡世勛的新著《通脹的教訓》，透視了兩千年來的貨幣危機，分析了央行與政府在通脹形成及治理過程中的角色。特別是總結了通脹的“四項測試”準則和十四條經驗教訓，以作為央行和政策制定者的參考。

作為曾經的中央銀行家，作者以史為鑒，總結了抗擊通脹的經驗得失，為治理通脹提供借鑒。同時，作者也為重新審視通脹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通過作者的觀察和分析可以發現，當代的通脹現象，既與傳統貨幣主義者的看法存在明顯差別，也與經典宏觀理論的假定存在諸多矛盾之處。例如，現代貨幣理論的基石之一是主張央行獨立，認為民選政府能夠獨立維護貨幣價值，央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避免受到選舉周期的誘惑，也不太容易為財政所輕易主導。然而，事實卻與此大相徑庭。

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經驗表明，央行獨立遠非看上去那么簡單。一方面，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抵擋通脹的誘惑，因為緊縮政策在政治上終究不能成為取悅選民的政策選擇。相反，對于政府和政治家而言，印鈔始終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它既是增稅或減支的絕佳替代方式，又可以隱蔽地掠奪民眾儲蓄，還能避開緊縮政策所帶來的政治阻力與社會不滿。這也印證了貨幣主義者的名言——通脹是“與印刷機有聯系的現象”。

另一方面，作者還觀察到，雖然理論上央行獨立有助于貨幣政策擺脫政治時間表的束縛，但事實上，央行在面對真正艱難的政策抉擇時，尤其是當消除金融體系中的過度通脹需付出重大代價時，仍需要尋求某種形式的政治支持與認可。20世紀80年代初，英格蘭銀行成功抗擊通脹的重要基礎，是時任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支持。通脹治理所伴隨的巨大代價，往往離不開政治支持，特別是通脹挑戰越嚴峻，解決方案就越有可能帶有顯著的政治色彩，客觀上也更需要政治干預。因此，如果說央行有能夠脫離政治光譜的時刻，那也只能存在于通脹率低且穩定的少數時期。

回溯歷史，無論是封建君主為籌集戰爭經費、滿足奢侈消費，還是現代政府為推動增長而放松財政紀律、削弱央行獨立性，貨幣超發都被視為通脹的源頭。也正如這本書的作者在其另一部著作《貨幣放水的盡頭：還有什么能拯救停滯的經濟》中所闡述的觀點，央行過度放松貨幣供應，終將導致通脹之禍。但是，現代通脹是否都源于貨幣超發？或者，貨幣寬松是否必然導致通脹呢？這些在理論上原本看似確定的答案，在審視過去30多年世界宏觀經濟實踐時，顯然已經不是那么確定了。

當代各國政府所面臨的經濟現實錯綜復雜，傳統觀念中“貨幣政策負責抑制通脹，財政政策負責穩定經濟”的觀點，顯得過于教條，甚至是脫離現實。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多種組合可能性，使宏觀調控日趨復雜。財政部與央行作為兩大核心機構，都具有擔當宏觀政策主角的能力。當財政坐在駕駛席上，央行充當副駕駛時，中央銀行家顯然難以獨自承擔債務膨脹和通脹失職之責；而即使當央行處于駕駛席時，如前所述，央行要實現完全獨立也面臨挑戰。更何況，央行需要兼顧多個政策目標，這可能導致其同時采取方向相反的政策——例如，對抗通脹的有力措施往往會削弱增長，或是導致更多失業，這都會將央行置于政策困境之中，最終將由政治決策來確定政策方向。

在過去幾十年中，對通脹控制保持樂觀態度是幸運的。就如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曾堅稱的：“我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因為我堅信貨幣政策制定者不會忘記20世紀70年代的教訓。”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30多年間，除個別國家出現局部、偶發的小幅通脹外，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通脹幾乎都處于休眠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主要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較長的貨幣寬松時期，持續大規模貨幣放水與極低利率環境并存，卻沒有出現明顯通脹，“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似乎成為世界經濟的常態。此外，甚至在日本等一些長期遭受通貨緊縮之困的國家，通脹仿佛已經消失，“安倍經濟學”的本質就是通脹經濟學。匯豐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杰·布特爾在其著作《通脹的終結》中甚至宣稱：“通脹已死。”

正因如此，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讓政策制定者心生恐懼的通脹幽靈，如今似乎卻變成了對政策制定者充滿誘惑的天使。各國央行始終對通縮保持警惕，更愿意相信“日本式通縮”才是真正的風險所在，而認為通脹問題不足為慮。在新冠疫情發生初期，盡管通脹警示信號紅燈閃爍，但各國央行卻遲遲不愿加息，政策當局普遍認為通脹只是暫時性的，而且很快就會消失。學術界也更傾向于將其解釋為疫情封鎖造成的供應鏈沖擊，以及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紛爭的外溢效應，特別是與制裁俄羅斯帶來的能源短缺與價格飆升有關。因此，政策制定者選擇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這也是政治壓力最小的選擇。

但是，通脹真的消失了嗎？事實上，雖然通脹長時間沉寂，但從未真正離去。正是中央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對通脹警示信號的漠視或淡化態度，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猶豫和綏靖政策，最終讓通脹在2021年又卷土重來。主要發達經濟體所經歷的高通脹，既表明貨幣超發仍然是通脹的潛在推動力量，也表明在錯綜復雜的宏觀環境下，引發通脹的因素日益多元化。因此，央行及時、準確地識別通脹信號，決策者果斷采取行動至關重要，盡管這可能面臨政治壓力和社會阻力。為此，《通脹的教訓》提出了“四項測試”準則來判斷通脹風險，以期為央行行長和政策制定者有效管控通脹風險提供指南。

當下，由美國挑起的全球貿易戰震驚世界，其造成的貿易秩序混亂和規則破壞，既擾亂了全球生產分工和供應鏈體系，也必將使國別間總供求出現重大錯位。一方面，逆差國將面臨總供給跟不上總需求的局面，進而引發價格顯著上漲；另一方面，順差國則可能因短期內出口顯著下滑，加劇內部總需求不足的矛盾，面臨通縮壓力。這種復雜的總量與結構性失衡，很可能將2008年以來持續寬松政策所累積的貨幣“柴薪”再次點燃。目前，貿易逆差國本就存在顯著的通脹壓力，貿易戰恰似火上澆油，而順差國的產能壓力也將難以緩解，無異于雪上加霜。以鄰為壑的貿易戰，將使通脹與通縮并存的世界經濟難以實現互補與雙贏，并將對各國居民生活造成顯著傷害，也抑制全球經濟增長。

以有效抗擊通脹而聞名的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曾犀利地指出，隨著經濟現實的改變，政治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就連貨幣主義者都不再認為“通脹最終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在現代政治體系中正引起日益廣泛的共鳴。直面當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各國央行需要更多地對通脹保持高度警惕，而不僅是重點關注通縮風險，《通脹的教訓》的作者所總結的歷史教訓和經驗建議，無疑將大有裨益。

張立洲 《重塑經濟增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