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倫 | 文 6月25日，港股上市券商國泰君安國際（01788.HK）發布了一則自愿披露的業務更新公告，宣布其全資附屬公司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已正式獲香港證監會批準，“將現有第1類（證券交易）受規管活動的牌照升級為透過在證監會持牌平臺上開立綜合賬戶的安排下，提供虛擬資產交易服務”。 

市場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在牌照升級之后，國泰君安國際成為首家可提供全方位虛擬資產相關交易服務的香港中資券商，服務覆蓋提供虛擬資產交易服務、在虛擬資產交易服務過程中提供意見，以及發行、分銷包括場外衍生品在內的虛擬資產相關產品。其客戶也將可在國泰君安國際平臺直接交易加密貨幣、穩定幣等虛擬資產。 

受該消息催動，6月25日當天，國泰君安國際以1.42港元/每股的價格開盤后一路暴漲，并最終以3.7港元/每股的價格報收，當日成交額高達163.9億港元，單日漲幅高達198.39%，總市值單日暴漲235億港元，收盤總市值達352.6億港元，一舉成為近日滬深港三市最牛股票。 

此前的6月17日，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在一場分享會上表示，京東希望在全球所有主要的貨幣國家申請穩定幣牌照，然后通過穩定幣的牌照實現全球企業之間的匯兌，將全球跨境支付成本降低90%，效率提高至10秒鐘之內。“現在企業之間匯款平均需要2—4天時間，成本也挺高。B端支付做完之后，我們就會朝C端支付滲透，希望有一天大家在全世界消費的時候可以用京東穩定幣來支付。”劉強東稱。 

國泰君安國際的股價表現“很激進”，劉強東對待穩定幣的態度也“很激進”。理論上，現在劉強東和國泰君安國際似乎已經可以在穩定幣方面合作起來了。那么，兩者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踏入“同一條河流”呢？ 

其政策背景是，穩定幣作為一種新興金融工具近期正在被相關政策當局納入系統性監管框架：中國香港在5月21日通過了《穩定幣條例》，并將于8月1日實施；美國參議院則在6月17日通過了《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且兩者的基本原則相似：都要求穩定幣與法定貨幣掛鉤，以確保穩定幣的價值穩定；都規定穩定幣的發行需有足額的高流動性資產作為儲備，以保障穩定幣可按面額贖回；都建立了牌照制度，要求發行穩定幣的機構必須獲得相關監管機構的許可。 

筆者認為，從上述監管基本原則看，穩定幣在實質上都將成為其所掛鉤的法定貨幣的“影子貨幣”。某種程度上，這種情況類似于港元通過聯系匯率制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傳統金融條件下的聯系匯率）；只不過，這一次，穩定幣是基于一種新型的數字技術平臺（區塊鏈）和法定貨幣發生了錨定（新興金融條件下的聯系匯率）。 

大體上，在筆者看來，貨幣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類別：第一，天然貨幣，比如黃金；第二，超主權貨幣，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第三，大國主權/法定貨幣，比如美元、人民幣、英鎊、日元等；第四，區域主權/法定貨幣，比如歐元；第五，地區法定貨幣，比如港元、澳門元；第六，掛鉤主流貨幣的穩定幣，比如USDT（泰達幣）、USDC（美元幣）等；第七，非主流主權/法定貨幣等。而且，某種貨幣“下掛”的穩定幣越多，其理論上的“勢力版圖”就越大，因為那是它的影子貨幣。 

并且，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發生兩方面的趨勢性變革：一方面，隨著國家間相對實力的變化起落，國際貨幣體系在向多極化發展，美元主導地位的不確定性在上升；另一方面，跨境支付體系由于受到新興數字技術的沖擊，也在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并在倒逼國際貨幣體系作出適應性變化。 

尤其，隨著近年來跨境電商的崛起，傳統跨境支付體系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凸顯。正如央行行長潘功勝近日在陸家嘴論壇所言，傳統跨境支付方式與新興數字技術存在代差，其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問題亟待改善；同時，在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現實情況下，傳統跨境支付基礎設施也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為單邊制裁工具使用，破壞國際經濟金融秩序。 

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穩步上升：當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按全口徑計算，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支付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亦位列全球第三。 

綜合以上因素，筆者認為，考慮到當下現實的國際貨幣競爭情況，應加快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布局，打開人民幣穩定幣在香港的想象空間，擴大人民幣在數字金融時代的“勢力版圖”。理由如下： 

其一，香港《穩定幣條例》將于8月1日正式生效，這為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合規發行提供了明確路徑。從客觀條件上講，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穩定幣已具備法律基礎、市場需求與政策支持等多重保障，應借助香港市場通過數字技術重構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并助力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其二，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離岸人民幣存款超 1 萬億元），其跨境貿易結算需求為人民幣穩定幣提供了天然市場。通過在香港市場發行人民幣穩定幣，亦可構建獨立于SWIFT的跨境支付通道，及補充現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比如，日前已經落地的“跨境支付通”系統，如與人民幣穩定幣相結合，可以進一步提升效率。 

其三，美元穩定幣已有先發優勢，人民幣穩定幣需要快速“補位”。根據公開信息，掛鉤美元的穩定幣市值約占法幣掛鉤穩定幣市值的98%，且由于“網絡效應”的存在，美元穩定幣的領先優勢可能已經形成，人民幣穩定幣需要尋找差異化場景突圍。比如，首先聚焦大灣區貿易場景，進而滲透“一帶一路”貿易場景等。 

其四，由于港元本身通過聯系匯率制錨定美元，并且，考慮到發行港元穩定幣所能對應的可儲備港元資產的量級，從長遠戰略來看，在香港市場推動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發展或更具有現實意義。比如，支持中資企業出海，并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其五，在香港市場發展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和已在推進中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并行不悖。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上的信息，由國際清算銀行（香港）創新中心、泰國銀行（泰國央行）、阿聯酋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合建設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致力于打造以央行數字貨幣為核心的高效率、低成本、高可擴展性且符合監管要求的跨境支付解決方案，通過覆蓋不同司法轄區和貨幣，探索分布式賬本技術和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實現更快速、成本更低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結算。并且，貨幣橋項目也歡迎更多貨幣當局、商業銀行及企業實體的參與。 

筆者認為，由于央行數字貨幣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發行機制迥然不同，兩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最后，筆者認為，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和改革過程中，相關主權貨幣背后的綜合國力之變化，才是孰起孰跌之關鍵。從這個角度看，當前所謂穩定幣的競爭，是術而非道也，歸根到底，貨幣的長期競爭還是要回到基本面：綜合國力的升落。 

（作者為財經評論人，著有《做自己的基金經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