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田滄海，根脈永續：說蘇州澄湖遺址

2025-09-06 09:44

作者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作者翟德芳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大學讀書時，張忠培先生給我們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講到良渚文化，說這個文化出現了最早的刻符，也就是原始的文字符號，但在哪兒出土的我記不清楚了。后來，大概在80年代中葉，讀考古報告，才知道這個刻符出土于江蘇省吳縣的澄湖遺址，從此記住了澄湖這個地名，不過一直也沒有看到實物。這次長三角之行，我將澄湖列入必到地點，期望能有實地考察的機會。

進入江蘇，我就開始留意關于澄湖的信息，但在南京博物院沒有看到太多有用的資料，到蘇州之后，在蘇州博物館也沒有更多的發現，倒是明確了澄湖遺址現在被湖水淹沒，已經不存，心中很是失望。但在山窮水盡之時，卻有柳暗花明之喜。在蘇州，知道還有一家“吳文化博物館”，距我所住的酒店又不遠，于是前去考察。我本來以為這個“吳文化”是“吳國的文化”，卻不料人家是“吳地的文化”，在這個博物館里，我竟然看到了澄湖遺址的專題陳列，真是喜出望外！基于吳文化博物館的陳列材料，我得以拍到不少文物的照片，又翻查資料，遂有了本文的內容。

古井遺珍

澄湖本是面積約為45平方公里的湖泊，又名沉湖或陳湖，為古太湖的殘跡。1974年，原吳縣車坊公社在澄湖西岸承德和大姚之間的前灣、大姚和乍墩間的后灣及乍墩和席區之間的馬塔灣筑起三道大壩，圍湖造田。抽干湖水后，在湖底發現大批古井，當地農民在井中挖出很多文物。南京博物院和吳縣文化館聞訊，趕至現場進行調查發掘和文物征集。考古工作自當年4月持續至6月，發掘古井150余口，出土及征集到文物1200多件。

遺跡遺物的年代從新石器時代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馬橋文化到歷史時期的唐宋時代，時間跨度達5000年。后來，在2003年9月下旬，甪直鎮郭巷村一帶圍湖取土，又發現湖底古代遺存，蘇州博物館和吳中區文管辦經過2個月的調查發掘，發現水井402口、灰坑443個，出土各類文物近500件，包括崧澤文化時期的彩繪陶瓶、黑皮陶壺，良渚文化時期的提梁壺，西周時期的陶尊，東周時期的銅削等。

澄湖清理發掘現場

澄湖遺址發現了距今5500年的崧澤文化時期的原始村落，其居住區內有房址、窖藏、水溝、水井、灰坑等；居住區外有水田、池塘、水溝、蓄水池、水口等。房址為圓形半地穴式，旁邊有圓角長方形窖穴，水井、灰坑分布在房址周圍，最早的水井年代為距今5500年左右。居住區的東南面有425平方米的池塘，池塘的西端及北、西兩岸分布有20塊水稻田，水田與池塘之間有高低落差。池塘與水田有水溝作為排灌系統，而水田之間也有水口、水路串聯，高處的田塊旁則由水井供水。澄湖遺址崧澤文化時期的水稻田及相配套的池塘、水溝、水口等農用排灌系統的出現，證明了這一時期的人類種植水稻技術較馬家浜文化時期進步，對研究長江下游地區水稻種植史極有意義。

澄湖發現的稻田遺跡

澄湖發現的灌溉遺跡

澄湖遺址的文物以良渚文化時期的陶器最具特色。這些器物大多發現在水井里，以汲水器為主，形式以罐、壺類居多，可能是在汲水過程中掉落井中的，因而大多完整。陶器中不乏模擬動植物形態的器物，如鳥形提梁壺、鴨形壺、豬形壺、鱉形壺、皮囊壺、葫蘆罐等，充滿藝術想象力。其中的黑衣陶鱉形壺高10.6厘米、口徑4.7厘米、腹徑17厘米，頭部有壺嘴，身后有尾巴，腹部胎壁極薄，工藝要求很高。

澄湖發現的良渚時期的黑衣陶鱉形壺

澄湖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黑衣陶豬形罐

澄湖發現的良渚時期的刻畫獸面紋灰陶罐及展開圖案

在1974年的發掘中，還發現了一件良渚文化時期的刻畫獸面紋陶罐，其上刻畫五組圖案，有人推測分別是蝶、鳥、貓、雞、蛇等動物形象；有人則認為這是表現鳥從昆蟲的身體里面破蛹而出的蛻變故事；也有專家推測，這五組圖案可能是在講述當時聚落內流傳的一個故事，比如族群何來之類的開天辟地或者神話故事，因而認為這一刻畫圖案對研究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及對良渚文明的影響都極有價值。

澄湖發現的良渚時期的黑衣陶寬把帶流壺

五個連續的刻符

說到聲名遠揚的良渚文化刻符，我在吳文化博物館終于見到了實物。刻符是刻在一件陶罐之上。這件陶罐也是出土于水井之中，口徑8.8厘米、高12厘米，呈魚簍形，敞口直徑，鼓腹平底，帶有兩個貫耳，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澄湖發現的良渚時期的黑衣陶刻符貫耳罐及刻符細部

陶罐器表的刻劃符號公布后，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眾多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及古文字學者紛紛加以解讀。學術界的一致意見是，這四個符號排成一列，構成有序組合，已不屬象形的圖畫，而是規整度較高的抽象符號組合，在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具有突出價值。目前發現的良渚文化的符號總數已超過600個，但絕大多數符號都是單個出現的，極少有多個符號連綴成組的形式。因此，澄湖遺址發現的這組連續刻劃的四個符號，表明距今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時已產生了“組詞成句的正式漢字”，比殷墟甲骨文早1000多年。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畫符號

它們是什么字呢？其含義又是什么呢？這組刻符出土50多年來，對其的解讀持續不斷，李學勤先生釋為“巫戌五俞”，讀作“巫鉞五偶”，意為神巫所用的五對鉞；饒宗頤先生釋為“冓戉五個”，為越族的表征；董楚平先生讀作“方鉞會矢”，意指越國會盟。

有人結合良渚時代的社會背景，從思想信仰和社會階層方面對四個符號的釋義進行解讀，認為四個符號分別代表了良渚先民心中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觀，以及王、巫覡和族三個階層，表達了良渚先民的社會分層觀念。

也有人認為這個貫耳壺只是一種普通的水器，又發現于一口廢棄的井中，壺上的刻符看起來很隨意，不像是記載了“方鉞會矢”那樣的重大事件，或許只是對貫耳壺本身所作的說明，如所屬、編號之類，甚至可能是最早的“物勒工名”。還有人認為這不是文字，而單純是某種符號。

新公布的刻畫符號細部

2015年，在良渚博物院編著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中，刊布了這一刻符多角度的高清照片及摹本，完整呈現了澄湖刻符的細致面貌，編者認為，該組刻符應斷為五個字符，但未作釋讀。按照這一最新的解釋，多出了一個字，這一刻符的含義就更加豐富了。討論文明的形成，文字出現是一個關鍵的因素。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城市，出現了王權，如果這一刻符確實代表著有具體含義的文字的出現，那么，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立論就更為扎實可靠了。

澄湖的前世今生

從考古發現看，澄湖這里遠在5500年前就有人類聚落，之后連續不斷，良渚文化時期還很繁榮。據《越絕書·吳地傳》，春秋戰國時期這里曾筑有搖城，“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后越王搖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沃，水絕”。吳越的王室貴族們先后都居住在這里，此處應該是一處很重要的城邑，今天湖底出土大量出土的印紋陶器和大批當時的水井，也證明了當時的繁盛情況。

澄湖發現的馬橋文化時期的紅陶鴨形壺

澄湖發現的商周時期的印紋硬陶鴨形壺

根據考古發現，直到宋代，這里尚未形成大的湖泊。那么，澄湖是什么時候形成的，興盛了數千年的聚落和城市為何被湖水淹沒呢？

澄湖發現的商周時期的水波紋硬陶鼎

《尚書·禹貢》中有這樣一句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太湖古稱震澤，三江一般認為是吳淞江、婁江、東江。歷史上，由于有吳淞江、婁江、東江下泄太湖之水，太湖得以范圍穩定，像澄湖遺址這樣的太湖周邊地區，以水土之利而逐步發展繁榮。8世紀后，隨著周期性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三江水宣泄不暢，一些洼地便開始潴水成湖，澄湖畔的寢浦禪林寺清順治十八年（1661）所鑄銅鐘上有“天寶元年地陷成湖”的銘文，即是此地開始積水成湖的反映。澄湖的最終形成大約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待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澄湖已被列為秀州四大湖之一。

澄湖發現的商周時期的麻布紋硬陶罐

澄湖的形成，不僅有自然原因，也同人禍分不開。北宋末年，遼、金與宋連年征戰，宋徽宗又重用朱勔、大搞“花石綱”，江南人民備受騷擾，民不聊生，官民無力于太湖水系的疏浚，導致三江相繼淤塞。此外，據研究，宜興商人為了將竹木通過太湖運往浙江，拆毀攔阻荊溪之水進入太湖的“五堰”，使得原來北注長江的荊溪水改道流入太湖，加大了太湖水量；同時朝廷為調運東南地區的大米進京，修筑吳江長堤，堵住太湖水下泄入海的通道，都加劇了太湖的水患。太湖流域自北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數十年間發生了七次大水災，澄湖地區大概就是在這時被淹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