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碧/文 劉學州被網暴致死案一審剛剛宣判：判定兩名網絡大V言論構成名譽侵權，需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劉學州養家外祖父母精神損害撫慰金及合理維權支出共計5.7萬元。雙方對判決均未上訴，判決已經生效。 

從劉學州因網暴自殺到上述判決生效，時間已經過去1247天。2022年1月24日凌晨，劉學州在三亞海邊服藥自殺。他幼時被親生父母拋棄，四歲時養父母意外死亡，隨后他跟著養家外祖父母長大。后來他通過網絡尋親找到了親生父母，但卻沒有實現想象中的團圓。劉學州在網上公開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圖，遭到一些網友的惡意揣測和攻擊，不堪壓力最終輕生。 

在上述訴訟中，原告認為兩名博主捏造事實，虛構“劉學州要求親生父母買房”等不實信息，導致劉學州遭到網絡暴力并最終自殺。判決認為，兩名被告的言論具有煽動性和持續性，直接推動了輿論的惡化，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對于如何承擔侵權責任，則考慮到劉學州的自殺原因由眾多不當言論集聚而成，并非只有涉案的視頻和言論，但涉案的視頻播放、轉發、點贊較高，影響嚴重，據此酌定賠償責任承擔金額。 

這正是本案意義重大的表現。以往在網絡暴力事件中，由于單條評論與悲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認定，導致無法歸責。此次判決強調了網絡暴力的“集聚效應”，哪怕單條評論力量有限，可海量的惡意言論就會形成毀滅性的后果。治理網暴不可能將所有參與者一網打盡，也不必一網打盡。正是因為面對“不特定多數的互聯網用戶”形成的“群體性暴力”，這種“集聚效應”的適用對所有潛在的網暴參與者都具有震懾力。這說明，任何一次不負責任的轉發、任何一句發泄惡意的評論，都可能成為蝴蝶的翅膀。在掀起暴力巨浪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受害人日后追責的根據。 

本案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未成年人的網絡保護。出生在本世紀的未成年人，可謂生在網絡時代，長在社交媒體，但他們并沒有因此免于傷害。和成年人相比，他們在網絡空間中的自我防衛意識普遍較弱，在遭受人格權、名譽權的侵害之后，容易產生難以克服的心理壓力，而且，他們的網絡社交圈常與現實朋友圈重疊，一旦在網絡上被攻擊，負面評價會迅速傳達到現實生活中，導致遭受暴力后產生的負面影響持續的時間更長。 

根據2023年度《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及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報告》，超半數受訪未成年人表示在自己身邊發生過網絡暴力，近三成受訪未成年人在遭遇網絡暴力后會感到情緒低落、抑郁。就像本案的判決中提到的那樣，“有的負面評論，對成年人來說或許可以接受，但是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尤其是對于自述遭受過拐賣、校園霸凌和養父母雙亡的人來說，這類否定人格的人身攻擊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使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足以構成對他的侮辱。” 

我國對于未成年人提供了全面、立體的網絡保護體系，《民法典》第四編規定了公民享有的人格權利；《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提供了對未成年人的特別保護；《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確表明保護未成年人的名譽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等合法權益。在2023年，兩高一部發布首部治理網暴的指導意見，治理網暴有了更加清晰的法律路徑，其中第8條第1款規定，針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暴力行為，依法從重處罰。第9條規定，針對他人實施網絡暴力，侵犯他人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的行為，受害人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這些保護規定都在劉學州被網暴致死案中得到了體現。 

回到司法實踐，我們發現大多數網暴受害者礙于維權成本會選擇放棄，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權利的人仍是少數。這也說明，未成年人網絡暴力的法律治理，單從事后治理的角度不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在劉學州因網暴自殺后，還發生過多起針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欺凌行為，甚至還有以未成年作為主體實施的網絡暴力行為。這也說明網絡世界讓未成年人成為易受傷害的群體，也容易放大他們的“非理性行為”。 

如果他們能更早學會什么是合理批評，什么是惡意攻擊；如果他們被網暴時有人告訴他們，“被攻擊不是你的錯”；如果他們更有隱私意識，平臺提供更多的“一鍵保護”……悲劇可能會更少發生。正因如此，我們應更注重行為的預防治理，加強對未成年人群體的特殊保護，包括網絡素養教育、心理引導及隱私保護，這才是減少涉未成年網絡暴力的關鍵。愿學州安息，愿悲劇不再發生。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