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君度 諸君可知，司馬遷如何寫出“通古今之變”的不朽名篇《史記》？據他自己說，年少時遍游大江南北，調查古代遺跡和傳說故事——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實地考察，才能有對歷史洞徹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參加了單位組織的西北考察之行。雖非司馬遷式的周游歷覽，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車穿過沙漠，坐飛機翻越雪山，漫步于漢代長城下，到訪西安、寶雞、蘭州、敦煌、武威這五個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尋覓偉大的歷史遺跡，在周秦漢唐的漫長時空里看見文明。“西北行記”系列是記錄，也是一次邀請，歡迎諸君攜詩酒書劍，隨我開啟這場穿越古今的壯游！

清晨的陽光灑進西涼大酒店的客房內，窗邊的桌前，江流夜正在伏案疾書。幾個小時前，我們在武威站下了車，準備在酒店補個覺再去市博物館和李老師碰頭。昨天提前通電話時，已經感受過李老師的周到考慮和款待熱情。萍水相逢，正思投桃報李，苦于無禮物為贈。忽然記起昨天在敦煌市博物館買的幾張拓片，于是翻出一張青龍瓦當拓片，請擅長書法的江流夜題字，預備臨別時贈與李老師。

青龍瓦當拓片

寫什么好呢？我望著窗外的白云，想到那位祖籍隴西的浪漫主義詩人的故事。據說李白題詩贈人有個習慣，就是用與對方同姓的名人的典故，這樣既夸贊了對方的家世又不落俗套。李長之先生在《李白》一書中說：“（李白善于）向魏晉六朝的詩人刻苦學習。這首先表現在運用典故，也運用到純熟可驚的地步。例如他遇見姓什么的人，就用那姓什么的古人的事情作詩。”

李氏地望是隴西成紀，從漢至唐涌現出許多名王將相，比如飛將軍李廣，以及十六國時期建立西涼政權的武昭王李暠。唐朝皇族正是李暠的后裔，李白亦是李暠的九世孫，中唐邊塞詩人李益則是其十二世孫。

李暠畫像

一邊是這些與武威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李姓名人，一邊是武威這座絲綢之路要隘、六國（前涼、后涼、南涼、北涼、大涼、西夏）古都承載的歷史，這些典故交織在一起，一首《武威留別李先生》便倚馬可待了：

久聞豪士產秦涼，傾蓋使人心膽張。

開弓沒羽驚飛將，定策安民嘆義王。

太白逸思橫萬古，君虞才氣溢邊方。

主人適乃唐宗室，何幸今登君子堂。

家在蜀山多劍客，狐裘出塞號清狂。

連云障燧護四郡，爛漫天女佛首光。

蒲梢名馬追飛燕，海藏寺外覓姑臧。

胡旋舞，蹋詩行。富且樂，漢與羌。

我欲為君歌一曲，相逢莫若酒千觴。

兼有殷勤筵上意，李公溫語解秋霜。

攬轡趨車還楚越，南山別后雪茫茫。

等待墨跡干透的功夫，我們接到了李老師的電話。原來今天事有不巧，武威市博物館迎來了一大批參觀學習的小學生，現在進館不太方便。所以李老師聯系好了雷臺漢文化博物館的王館長，安排我們先去參觀雷臺漢墓，十點半再到武威市博物館見面。

雷臺漢墓尋奔馬

1983年，國家旅游局在一種方案中選定“馬踏飛燕”作為中國旅游標志，其原型正是雷臺漢墓出土的國寶文物銅奔馬。為了在原址保護雷臺漢墓，當地建設了雷臺漢文化博物館。來到檢票處，王館長給我們派了一位講解員，在她的帶領下我們穿過銅車馬儀仗俑隊模型所在的廣場，走進了雷臺觀。

雷臺觀

雷臺是是古代祭祀雷神的地方，臺高約8.5米，南北長106米，東西寬60米， 因臺上道觀內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得名。1969年，武威當地農民在挖戰備防空洞時，在雷臺下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的大型磚室墓，可知雷臺觀夯土應是后代利用漢墓封土擴建而成。

雷臺

這座墓是帶有墓道的多室磚券墓，與我們昨天參觀過的西晉壁畫墓有幾分相似，不過規模卻要大得多，分為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五個主要單元，以及3個耳室，從墓道入口處到后室墻壁全長40多米。根據發掘報告，墓道兩側的墻壁上曾刷抹白灰，繪有朱紅色的飾帶和樹狀花紋，可惜今天已經難覓其蹤影。

雷臺漢墓結構圖（摘自《武威雷臺漢墓》）

墓道中段有一個磚砌的“窗口”，講解員告訴我們這里原來是一口古井，一直通到上面的雷臺觀中。古井所用的青磚符合漢磚的特征，沒有使用任何粘合材料，而且井身緊帖墓道，很可能是當時和墓葬一起修建的。更神奇的是，這口枯井有一個神奇的現象，從現代人打開的“窗口”望下去，井底的物件會被放大。經過專家考證，這個現象的產生是由于“空氣凸透鏡”原理，古井結構中間粗兩頭細，呈腰鼓狀，井底溫度低空氣密度大，與周圍的空氣密度不同，折射率也有差異，因此造成了這種“放大鏡”般的錯覺。

雷臺漢墓的古井

墓門拱券上方，一座磚砌的雙闕門樓體現了墓主夫婦的高貴地位。盡管墓葬在古代就曾遭到盜掘，但仍然出土了171件銅器、2件金器、3件漆器、4枚銀印等珍貴文物，以及2玩余枚銅錢，充分說明了墓主雄厚的經濟實力。

墓門上方的雙闕

墓中最令人震撼的文物當屬銅車馬儀仗隊，總共有1件銅奔馬、17件手持矛戟的騎馬武士俑、5件隨從騎士俑、1件斧車模型、1件軺車模型、5件御奴俑和2件從婢俑。武士們個個身形矯健，他們的五官和坐下戰馬的口鼻和鬃毛，都曾以朱紅、粉白和墨線點繪，更增強了那威武的神態。

騎馬武士俑（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斧車是載有斧鉞的馬車，斧象征生殺大權，這種車子在高級官吏的出行儀仗中扮演先導開路的重要角色?！逗鬂h書·輿服志》記載：“縣令以上，加導斧車?！陛U車則是一般供人乘坐的馬車，上有圓形華蓋可以遮陽防雨，應為墓主本人的座駕。漢代高級官吏和貴族的墓葬，很喜歡用車馬儀仗俑隨葬，讓他們能在地下世界繼續享受豪華氣派的高規格待遇。如2007年，山東臨淄山王村漢代大墓陪葬坑就曾出土一組車馬俑陣，共有1輛主車、4輛從車和300名手持盾牌的步兵俑，墓主身份很可能是西漢早中期的某位齊王。

臨淄山王村漢墓俑陣（山東博物館藏）

?在車馬儀仗隊之前，一匹銅奔馬正在自由馳騁，它昂首揚蹄，三足騰空，只有右后足踏于一只飛鳥上。古代傳說有的名馬可以追上飛鳥，馬王堆帛書《相馬經》區分千里馬，有“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襲烏，四等可以理天下”之說，“襲烏”就是能夠追上烏鴉之類的禽鳥。

漢代自武帝時鑿通西域，發兵奪取大宛名馬，實現了“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的盛況。此后西域名馬源源不斷地沿著河西走廊，經敦煌、武威一路到達長安。例如懸泉漢簡II90DXT0115④:37記載，漢宣帝曾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親自下詔，“使戶籍民迎天馬敦煌郡”。魏晉南北朝時期，涼州以出產良馬而聞名，史載前涼政權麾下的鐵騎曾數次參與平叛，以至洛陽地區流傳的童謠都有“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的贊譽。銅奔馬的出土，更坐實了武威“天馬故鄉”的美名。

銅奔馬（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擁有如此高規格的車馬儀仗和精美的隨葬品，墓主的身份自然引起了專家學者乃至社會各界的關注。什么樣的重要人物能擁有這些儀仗呢？揭曉謎底的線索就藏在那些青銅俑身上。在一些青銅馬胸前，分別刻有“冀張君騎一匹，牽馬奴一人”“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郎君阿那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等字樣?！凹健敝笣h陽郡冀縣（今甘肅省甘谷縣南），“張掖”指武威郡張掖縣，“左騎千人”是漢代率領騎兵的郡級武官，“守左騎千人”就是臨時代理此職的意思。兩位“張君”都是縣令一級的官員，他們應該是墓主本人的親屬，那么墓主的身份很可能在太守以上。

青銅馬和軺車模型（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隨葬的四枚銀印證實了這個猜測，因為在漢代有嚴格的印綬等級制度，只有比二千石以上的大官才能佩戴銀印青綬。甘肅省博物館前館長初世賓等學者經過對印面文字的仔細觀察，釋讀出“破羌將軍”四字。再結合墓主人為張姓、墓葬形制屬于東漢后期等因素，一個在《三國演義》中出現過的名字呼之欲出——破羌將軍張繡。

老版《三國演義》電視劇中的張繡

據《三國志·張繡傳》，張繡的籍貫就是武威郡祖厲縣（今甘肅省會寧縣），他是驃騎將軍張濟的族子，年輕時跟隨張濟南征北戰。張濟死后，他率領部眾投靠劉表，擔任宛城太守。曹操南征荊州，強娶了張濟的遺孀，張繡憤而掩襲曹軍，甚至殺掉了曹操的兩個兒子。后來又在賈詡的建議下，重新歸降曹操，于官渡之戰立下大功，升任破羌將軍、封侯食邑二千戶，最后得到善終（按照《魏略》的說法則是被迫自殺），追謚定侯。史書并未記錄這位涼州猛將的墳墓所在，雷臺漢墓的發現補充了這條失落的線索，張繡最終歸葬于武威郡治姑臧。盡管也有主張雷臺墓的主人是某位西晉將軍、前涼王張駿等其他觀點，但從目前的材料來看，雷臺漢墓為張繡之墓的說法仍然最為可靠。

西夏博物館和武威文廟

從雷臺漢墓出來，離約定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提議先去看看附近的西夏博物館和武威文廟。

公元11至13世紀，黨項貴族嵬名氏在我國西北大地上建立了西夏這個少數民族政權，鼎盛時期它的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二萬余里”，與宋、遼、金等王朝鼎足而立，直到1227年被蒙古軍隊滅國。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他在位期間命大臣野利仁榮創制了西夏文，用來記錄黨項族自己的語言。這種文字結構模仿漢字，形體方正，屬于表意文字體系。在西夏滅亡以后，西夏文還繼續在黨項族人中間使用，而元代黨項人積極參與政治，黨項官員和僧侶的足跡遍布全國，所以在各地留下了不少西夏文的銘刻和寫本。進入明代以后，由于黨項族式微，這種文字漸漸消亡，最終變成一種無人能讀懂的“死文字”。

西夏彩繪五男侍木版畫（武威市博物館藏）

清嘉慶九年（1804年），也就是寫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僧侶體草書和希臘文三種文字的羅賽塔石碑在埃及被發現后的五年，武威籍學者張澍回到家鄉養病。某天他和朋友到清應寺游玩，忽然發現一座被磚泥砌封得嚴嚴實實的亭子。寺里的和尚聲稱這個亭子已經被封印幾百年了，傳說打開封磚的人會遭天災報應。張澍為人剛正不阿，并不相信這個古怪的詛咒，命人鑿開封磚，一塊高大的黑色石碑顯露出來。碑首呈半圓形，下有馱碑的赑屃，邊緣雕刻細致的忍冬紋，碑身上刻滿工整的方塊字。他湊上前去想要讀碑文，竟發現這些字盡管看起來很像漢字，卻一個也不認識。走到碑刻的另一面，上面是用漢字書寫的碑文，講述重修護國寺感應塔及寺廟的經過，與同類碑刻并無不同。碑文末尾，一行小字引起了張澍的注意：“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在翻遍了各種古籍后，張澍終于找到“天佑民安”這個年號的出處，它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順使用的年號，那些不能釋讀的方塊字應該就是失傳已久的西夏文！

西夏文《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他把這一重要發現寫成《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成為第一個重新發現和介紹西夏文的學者。后來在羅福萇、王靜如、史金波等中國學者和英、俄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關于西夏歷史和西夏文的研究成長為一門可與敦煌學媲美的國際性交叉學科“西夏學”。正因為其在研究西夏文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歷史價值，1961年，《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武威市博物館藏）

我曾有幸在讀本科時上過一位俄羅斯籍教授開設的西夏學導論課程，作為語言學者的江流夜更是專門學習過一段時間的西夏文，所以能夠親眼見到這座“東方的羅賽塔石碑”我們都很激動。在西夏統治時期，武威是西涼府的治所駐地，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一度被李元昊升格為輔郡，相當于陪都，具有很高的戰略地位。公元1217年，面對蒙古大軍壓境，神宗李遵頊任命太子德任鎮守首都中興府，自己出奔西涼府，可見此地作為西夏大后方的重要性。1949年以后，武威是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城市，作為中國僅有的兩座西夏專題博物館之一，武威市西夏博物館收藏了與西夏有關的文物1000多件，分為“大夏輔郡：武威西夏歷史文物陳列展”和“西夏佛教文物展”兩個基本陳列展覽。

西夏白釉褐花瓷瓶（武威市西夏博物館藏）

雖然西夏的統治者出身黨項族，但他們積極學習儒家文化，重用漢族士人，專門設有“漢大學院教授”“漢學士”等官職招攬人才，在經濟發展上引入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聘請漢族工匠，在其治下實現了漢族、黨項族與其他民族的和睦相處。在一眾書寫西夏文的文物之間，一件木板買地券十分醒目。在柏木質地的長方形木板上，某位西夏書手用朱砂自左至右寫滿了楷書漢字：“維大夏乾祐十六年歲次乙巳……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買地券是生者為死者在陰間買下一塊棲身之所的證明，起源于東漢，唐宋時期依然盛行，具有道教文化的特征。這件用漢字書寫的西夏買地券，不僅反映了西夏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還見證了當時漢族居民與黨項族融洽共生的歷史事實。

乾祐十六年朱書買地券

西夏文《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中的“護國寺”就是今天武威市的大云古寺，此碑在最終落地武威西夏博物館前，曾長期存放在文廟中。事實上，武威文廟和西夏博物館僅僅隔了一條馬路，這座始建于明正統二年（1437年）的建筑群是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古代文廟，由儒學、圣廟、文昌宮三組建筑構成，布局嚴謹，是甘肅明清古建筑的典范。不過，武威文廟最負盛名的地方倒不是它的木構建筑，而是文昌殿前懸掛的40余塊古代匾額和廂房陳列的名碑、墓志。

武威文廟“桂宮傳箓”牌坊

歷史上武威一直是西北的重要文化中心，武威籍學子在科舉考試中屢次拔得西北頭籌。在明代，武威誕生了涼州府的第一位進士，進入清代更是產生了50位進士，位居西北各縣之首。文昌殿是供奉主管文運的文昌帝君之所，歷代武威學子和社會名流為了表示對文化事業的重視以及對文昌帝君的尊崇，出資制作了許多匾額，懸掛殿前，作為歷史遺存，這些匾額展現了當時武威地區重視文化教育的盛況和積極進取的學風。

文昌殿前懸掛的歷代匾額

現存最早者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化峻天樞”匾，最晚為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的“文教開宗”匾，此外還有謳歌文昌帝君的清乾隆“彩振臺衡”匾、維護禮樂制度的清嘉慶“綱維名教”匾、弘揚勤奮學習精神的清嘉慶“聚精揚紀”匾等。這些匾額不光有見證科舉文化的歷史價值，還有極高的書法和藝術價值。題寫匾額者大多是當時的文化名流，書法風格各異，有的如游云驚龍，姿態飄逸，有的則是鐵畫銀鉤，剛健挺拔。每塊匾額都敷彩設色，雕花鏤飾，仰望如春花競艷，十分絢麗多彩。

“彩振臺衡”和“聚精揚紀”匾額

文昌殿兩側的廂房中，陳列著不少唐代墓志、元明時期的碑記。那些四四方方的墓志蓋分別刻有“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大唐故輔國王墓志”等小篆字樣，它們全都指向一個神秘的古代部族——吐谷（yù）渾。吐谷渾是古代一支慕容鮮卑部落首領的名字，后來被其繼承者尊為祖稱與國號。這個部族本來游牧于遼河流域，公元4世紀初起，一路西遷，先后到達今內蒙古陰山一帶、甘肅臨夏西北，在隋代統治了青海、甘肅“東西四千里， 南北二千里”的廣大區域。

大唐故輔國王墓志蓋?

唐貞觀八年（634年），太宗李世民任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發兵進擊屢次侵襲涼州地區的吐谷渾，打敗吐谷渾王伏允。其子伏順歸降，被封為可汗、西平郡王，從此吐谷渾成為唐朝屬國。不久后，唐朝宗室之女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渾可汗慕容諾曷缽（624年～688年），成為第一位對外和親的唐朝公主。根據《資治通鑒》等史書記載，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可汗后遭遇了許多動蕩不安的歷史事件，曾有一位吐谷渾丞相密謀襲擊公主、劫持諾曷缽可汗，龍朔三年（663年）吐蕃滅亡吐谷渾，公主又不得不隨諾曷缽可汗內遷唐朝，定居于涼州（甘肅武威）。武周圣歷元年（698年），弘化公主卒于靈州（今寧夏臨武）東衙之私第，入吐谷渾58年，終年78歲，歸葬于涼州南陽暉谷冶城之山崗。《唐弘化公主墓志》的發現，讓我們對這位長壽但又命途多舛的公主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

唐弘化公主墓志

20世紀初，在武威各地陸續發現了弘化公主、慕容明、慕容忠和慕容宣徹四通墓志，時任武威縣長的康敷镕和儒商賈壇等人為保護文物，將之移置文廟中保存。1945年考古學家夏鼐赴武威喇嘛灣調查，發掘得到金城縣主和慕容曦光兩通墓志，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吐谷渾王慕容智墓，“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慕容智正是諾曷缽與弘化公主的第三子。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辛苦求索中，這個在史書上著墨不多的神秘國度正在逐漸揭開她的面紗。當讀到《夏鼐日記》中1945年1月12日他在武威文昌宮尋訪《唐弘化公主墓志》、《唐慕容神威墓志》、《元高昌王世勛碑》的記錄時，我不禁感慨良多，因為八十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在同一位置看到同樣的唐代墓志，而且保存完好，若沒有當地有識之士的努力，肯定是辦不到的。

王杖詔令里的漢代老人

當我們趕到武威市博物館門口時，一大群小學生正在門前排隊集合。在他們后面，一位穿黑色夾克的西北大漢正在打著電話，我對比了網上搜到的李老師照片，確認無誤，便等他掛掉電話再上前打招呼。李老師熱情地和我們握了手，帶我們到服務臺找到一位講解員，然后滿臉歉意地說臨時有事，無法陪我們參觀了。從早上告知我們的時間算起，李老師大概一上午都在這里等待，實在不好意思再麻煩他了。我們將拓片送給李老師作禮物，互相留了聯系方式，便謝別了這位初次謀面就提供無私幫助的“東道主”。

作為涼州治所、西陲重鎮，從漢代設郡開始武威就是絲綢之路上一座繁榮的綠洲城市。武威市博物館收藏的4萬余件文物，數量僅次于甘肅省博物館，而且據講解員介紹，甘肅省博的不少鎮館之寶其實都出土自武威。研究漢代養老制度的重要資料，《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就都出自武威磨咀子漢墓群。

西夏折枝牡丹紋金碗（武威市博物館藏）

1959年武威市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了一組十枚木簡，內容是授予高齡老人王杖的法令及司法案例，作為現存最早的養老律令實物，為研究漢代詔令制度與社會優撫體系提供了重要證據。但是由于木簡出土時已經散亂，圍繞每支簡的排序和釋讀問題，郭沫若、陳直、陳夢家、大庭修等一大批中日學者展開了激烈討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1年考古學家再次在附近征集到一組《王杖詔書令冊》，這26枚木牘背面寫有“第一”至“第廿七”的序號（“第十五簡”已缺失），首尾連貫，徹底解決了一些釋讀的疑難點。講解員告訴我，《王杖十簡》現藏甘肅省博物館，而《王杖詔書令冊》則作為鎮館之寶在本館展出。

《王杖詔書令冊》局部

看著展柜里那墨跡清晰的隸書，我激動地讀起了這些數月以來反復研究的漢代法令：“高皇帝以來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憐耆老。高年賜王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比于節。”這是漢宣帝所下詔書，所謂“王杖”，就是由國家賜給七十歲以上老人、象征其特權地位的拐杖。這種拐杖的特別之處在于，杖首是一只斑鳩的形狀。鳩杖與中國傳統養老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墓中，就曾出土過青銅鳩杖。

斑鳩和老人有何關系呢？一種說法是古人認為斑鳩屬“不噎之鳥”，用斑鳩作杖飾是祝福老人飲食順暢，長命百歲。另一種更加歷史化的解釋出自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據說楚漢戰爭期間，漢高祖劉邦為項羽所敗，倉皇逃到樹林中躲藏。項羽的追兵進林子里搜捕，在劉邦藏身的地方正好聽到斑鳩鳴叫，那群士兵知道鳥兒怕人，就判斷劉邦不可能藏匿于此，便到別處去搜查了。劉邦當上皇帝以后，感激鳩鳥的救命之恩，便制作了鳩杖賜給老人。在漢代王杖養老制度曾得到嚴格執行，所以武威地區的漢墓中出土了不少木質鳩杖。在《王杖詔書令冊》旁邊，一只彩繪漆木鳩栩栩如生。它口中銜有一個球形物體，或許正是象征其“不噎”的特殊能力。身上的羽毛描畫分明，圓睜雙眼，仿佛隨時都會飛出玻璃展柜一般。

彩繪木鳩杖首

?第十二至第廿簡記錄了一樁漢代老人“告御狀”的案例，讓我們得以窺見漢代地方民眾與國家權力發生互動的具體場景。告狀的老人名叫“廣”，生活在首都長安的敬上里，是接受過王杖的老人。照理來說，他享有法律規定的“非首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坐”“田毋租，市毋賦”等特權，但當地鄉吏卻強行征調他提供物資。因為廣沒能按時交付物資，鄉吏傳喚了他，在問訊時更是對廣大打出手。作為熟悉國家政策、享受特別保護的老人，廣憤而向當時在位的漢成帝上書，聲稱自己無辜蒙冤，不如歸還王杖，沒入為官奴。這番煽情的話語果然起到了預期效果，成帝收到上書后大怒，要求依法判處罪犯死刑。

這一判決倒不是成帝激動之下的誤判，而是早有先例的漢家成法。早在宣帝本始二年令中，就規定了王杖的地位等同于使者所持的節（用竹柄、牦牛尾制成的、代表皇帝的信物），“吏民有敢罵詈、毆辱者，逆不道”。在漢代，“大逆不道”幾乎是最嚴重的罪行，罪犯將遭受腰斬的極刑。對以律令法系為治理基礎的漢帝國來說，規定判處毆打王杖老人者死刑無疑是保護老人權益的最有力措施。

《王杖詔書令冊》里的“告御狀”案例

武威漢墓中的常見文物除了鳩杖，還有另一種與司法公正有關的神奇動物。在我國古代傳說中有一種神獸名為獬豸（xiè?zhì），形似麒麟，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頭上長著一只尖尖的角，能夠明辨是非善惡。東漢《神異經》說它：“見人斗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碑斎藗儼l生沖突或糾紛的時候，獬豸能用角指向無理的一方，天性就愛主持公道。武威市博物館展出的數件彩繪木質獨角獸，就表現了漢代人心目中的獬豸形象。它們身上彩繪朱紅、粉白、墨黑，宛如麒麟的毛發。無一不作俯首向前的姿態，那尖銳的長角似乎正要刺向膽敢闖入墓室的惡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懾盜墓賊的功能。

彩繪木質獨角獸

漢代老人的鳩杖和養老法令、唐代公主的墓志、西夏文和漢字的雙語石碑、文廟中的明清匾額，這些獨一無二的文物，記錄了武威這座千年古城的歷史。絲綢之路上來往的人群除了商賈，還有僧侶。在中國佛教史上，武威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始建于后涼麟嘉元年（389年）的鳩摩羅什寺供奉著這位高僧的舍利，年代更為久遠的海藏寺被譽為“西北梵宮之冠”，大云寺見證了女皇武則天的心路歷程。在武威的古寺里，我們將深入探訪絲綢之路上悠久的佛教文化。

圖片 ｜ 黃君度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