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未來科學大獎舉辦十周年特別活動。這個由楊振寧發起的、被認為是中國本土最重要的科學獎項，走到了第十個年頭。

十年里，生命科學領域共有14位獲獎者。其中，邵峰、柴繼杰、周儉民、李文輝4位獲獎者的主要科學發現是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下稱“北生所”）完成的：

2018年，因發現人體細胞內對病原菌內毒素LPS炎癥反應的受體和執行蛋白的貢獻，邵峰獲得未來科學大獎。

2022年，因發現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的受體，有助于開發更有效的治療乙型和丁型肝炎的藥物，李文輝獲得未來科學大獎。

2023年，因發現抗病小體并闡明其結構和在抗植物病蟲害中的功能做出的開創性工作，柴繼杰和周儉民獲得未來科學大獎。

北生所籌建于2003年，作為“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這里無行政級別，無事業編制，科學家能自主確定研究方向，也可以不為經費發愁。此后幾年，一批優秀的年輕學者聞聲而來，其中就包括2004年加入的柴繼杰和周儉民（后分別于2010年和2012年離開北生所）、2005年加入的邵峰、2007年加入的李文輝。

為什么北生所會出現這么多頂尖科學家、涌現這么多原始創新成果？經濟觀察報曾分別專訪這4位獲獎者，他們講述了他們所知道的北生所。

自主革自己的命

二十年前，決定回國并加入北生所時，邵峰并沒有多數人的糾結。他設想了最壞的局面：給我三年時間，如果做不出東西來，我就認了，大不了卷鋪蓋走人。

彼時，邵峰剛剛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完博士后研究，兩條路擺在他面前：一條很清晰，留在美國，在一個排名前三十甚至前十的大學當教授；另一條并不明朗，回北京，在剛剛創立的北生所建立自己的科研團隊，開始獨立的研究生涯。

邵峰選擇了第二條路，他覺得中國存在無限可能。后來，在職業發展和科研上，回國后的成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預期。

參加北生所的面試后，在發給北生所共同所長王曉東和鄧興旺的郵件中，邵峰寫道：能有機會與你們一起，回國推動中國現代生命科學研究，努力做出世界頂級成果，很有幸。

回國后，邵峰最初研究細菌如何感染和破壞宿主防御，很快，他就帶著團隊建成了病原細菌感染的遺傳研究體系，實驗室也成了全球細菌感染領域最前沿的實驗室之一。從2007年、2008年開始，邵峰又嘗試做一系列新方向的研究。團隊的第二個研究是做抗細菌的免疫識別，之后又順著這個思路，把研究推進到了細胞焦亡的發現、發生機制和功能。像爬樓梯一樣，邵峰的研究重心從一個臺階到另一個臺階，也始終走在相應領域的世界最前沿位置。

在原來的領域已經很優秀了，為什么要不斷轉做新領域？

“這實際上是革自己的命，我就是要打敗自己。”這是邵峰的答案。

科學家面臨著90%甚至95%的失敗，邵峰相信一個古老的道理：失敗是成功之母。有時，失敗帶來的認知提升和能力提高比成功更多，尤其是對于年輕的科研人員，前期太順了對后面的研究不一定有利。因此，在所里招聘博士后或研究員時，邵峰總會問，做了哪些研究？哪些失敗了？

2015年，邵峰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院士。也是在這一年，邵峰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Gasdermin-D作為炎癥性caspase底物來執行細胞焦亡的分子機制，這被認為是20年來免疫學領域20項標志性進展之一。

通俗但不完全準確地說，邵峰發現了“炎癥”的秘密。2019年，憑借這項成果，他獲得未來科學大獎。

邵峰覺得，自己能夠取得這些成績，離不開北生所的研究環境。北生所給科研人員足夠的自主權，讓他們能最大程度發揮創新能力，做出領先世界的研究成果。

北生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也給邵峰的轉化之路助益良多。作為在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初建時期就已運行的單位，北生所帶動了整個園區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因此，邵峰可以更多地了解和接觸下游的轉化問題。2020年10月，作為創始人之一，邵峰成立了炎明生物，開始依據自己在天然免疫和細胞焦亡機制上的研究成果，開發中國自己的原創藥物?，F在，炎明生物已經是業內嶄露頭角的創新藥企業。

實事求是

“這件事很難，最后很可能是一場空?！睕Q定回國前，李文輝和王曉東說。

“你都不怕失敗，我們還怕什么？”王曉東回答，“所里會全力支持你?！?/p>

回憶起十八年前和王曉東那場談話，李文輝說，北生所的好處在于，它有一個不需保證成功，但能讓科學家去試錯的機制，去嘗試，這一點很重要。這種寬容，給了許多他這樣的年輕人心無旁騖“探險”的機會。

2007年10月，李文輝從哈佛醫學院回國，在北生所的實驗室里向一個目標攀登——尋找乙肝受體。

很少有人知道，2012年初，研究最緊要的一段時間，每天早起刷牙時，李文輝都會不由自主地干嘔。

是太焦慮了嗎？經濟觀察報記者問李文輝。“不是焦慮，是特別專注時，神經會高度興奮?！崩钗妮x說。

李文輝是個“不安分”的科學家。2007年，原本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順利開展HIV研究的李文輝，想去探索新領域，而且疾病越大、越重要越好。他最終選定了乙肝病毒。

小時候，李文輝住在鄉衛生院后院，常常見到飽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大學時，李文輝曾在醫學院傳染病科實習，接觸過大量乙肝患者。但在美國，乙肝不在疾病譜的前端，支持的基金很少。一天，李文輝和系主任一塊喝啤酒、聊天，說起回中國的想法，系主任說：“王曉東建了一個新的研究所，你知道他嗎？”李文輝當然知道。他很快向北生所遞交了申請。

2022年，憑借對乙肝受體的發現，李文輝獲得未來科學大獎。

為什么北生所會出現這么多頂尖科學家、涌現這么多原始創新成果？李文輝覺得答案很簡單，關鍵是“實事求是”四個字。

“實事求是最重要，只要堅持這件事，就可以做得很好，但很多人都不堅持。”李文輝說。

說起在北生所的生活，李文輝講起一個場景。

北生所有個傳統，在每周二下午5點到7點舉辦的研究員討論會（PI Club）上，幾十個科學家在晚餐前一塊兒開會，頭腦風暴。在這個場合，他們總是直言不諱，尖銳點出同事的研究缺陷。比如，這些東西看起來還是有問題、這一步證據不足、主觀成分太多等等。

“每個人都被批評過，如果沒有人被批評，這個會就沒有意思了?！崩钗妮x說，“有些所外的人看到我們這個會，一下子眼睛都睜大了——你們會上竟然這么直白。”

在所長王曉東和副所長邵峰的帶領下，“碰撞”時常發生。沒有收到問題和受到批評的研究要么無趣，要么不夠前沿。李文輝覺得，經過了內部最嚴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后，在外參加任何會議時，聽到的都是和風細雨。

除了開放的交流，這種固定的學術聚會，還會給科學家們帶來靈感。所里每個PI（獨立實驗室負責人）的研究背景和方向都不一樣，有人研究細胞，有人研究發育，有人研究模式生物，還有人研究化學和計算。與此同時，大家又有著同樣的科學品味和標準。有時，兩種不同領域的“碰撞”會讓他們的研究豁然開朗，甚至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李文輝曾經的同事柴繼杰和周儉民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的研究，就是在這樣的“碰撞”中萌芽的。

被“一支煙”點燃的科學合作

2003年一個雪天，柴繼杰和周儉民在美國紐黑文國際機場附近的一家酒店相遇了。在那里，北生所進行了首次公開招聘的面試。

彼時，結構生物學家柴繼杰剛剛完成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后工作，正在新的十字路口徘徊；植物免疫學家周儉民已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但希望尋找更多可能。中國正在籌建的北生所成為他們的最優選。

2004年，兩人正式加入北生所，成為首批PI中的成員。在北生所的紅色四層建筑里，他們再一次相遇。

他們的實驗室都在二樓，面對面，兩人常常交流，偶爾抽支煙。幾根煙的功夫，雙方一拍即合。

植物和動物一樣有免疫系統，具有抵抗病蟲害的能力，這早已是植物學界的共識。但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植物的免疫系統如何對抗病蟲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學功能，成了科學家們難以求解的謎題。幾次交流后，他們達成共識：常規的研究手段已經窮盡，結構生物學手段或許大有用武之地。

合作就此展開。

抗病蛋白構成復雜、分子量大且構象多變，解析其結構極為困難，國際上一眾科學家多方嘗試，也沒能有所突破。2007年，在周儉民的配合下，柴繼杰解析了第一個弗洛爾抗病蛋白的復合物結構。雖然這只是一個非典型抗病蛋白，但這項工作讓二人得以提出抗病蛋白識別病原的“誘餌模型”，這為兩人后來發現抗病小體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十多年后，柴繼杰和周儉民在國際上首次完成了抗病小體的發現和功能解析，這被視為植物先天免疫領域的里程碑發現，兩人也成為科學家互贏、取長補短的楷模。2023年，他們憑借這項發現獲得未來科學大獎時，獲獎原因正是由北生所所長王曉東宣讀的。

至今，柴繼杰和周儉民都認為北生所對他們的研究生涯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北生所給柴繼杰的是一個相當具有誘惑力的offer：200萬元科研經費、80萬元安家費、30萬元稅后工資。同一時期，北京大學教授的年薪還不到10萬元。不僅如此，北生所還提供一個很寬松的環境，科學家能自由探索研究方向，也不用花時間講課，集中精力去做研究。

不過，回國前，這些承諾最終能不能都實現，還是未知數。沒有人知道北生所未來會是什么樣的狀態。柴繼杰告訴經濟觀察報，他回國時抱著賭一把的心態：“大不了再回美國做博后?！?/p>

“北生所能一路走過來，是很不容易的。北京市政府能夠一直支持北生所，也頂著一些壓力?！辈窭^杰回憶，最初幾年里，北生所遇到過不小的生存壓力，有一段時間工資推遲發放，有時一些試劑也暫時買不來。

柴繼杰認為，建設北生所，在當年是很有遠見的事。在對中國科學的影響上，無論是從體制創新、科研成果，還是從人才培養來講，北生所都擁有位置。比如，在人才培養方面，如果把有多少比例的學生最終能走到科研崗位上作為衡量標準，北生所一定是中國第一。

和柴繼杰一樣，每年200萬元的研究經費也很吸引周儉民。除了金額頗高，更讓他心動的是，這些經費不需要打破頭去跟別人競爭、去走關系：“我特別怕跟人打交道。在北生所，我專心做事就行了?！?/p>

在北生所，周儉民有過一段壓力極大的時期。有幾年時間，從文章發表到考核期評估，周儉民都在受挫。2007年，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被Science拒絕，這之后幾年，一系列文章發表都不順利。2010年，他的團隊有一篇地標性的文章，Science、Nature都不收，改投到Cell的子刊才終于發出來。

不順時，周儉民偶爾會和柴繼杰“吐吐槽”。除了柴繼杰，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在北生所結識的，有充分信任的朋友在身邊，能很大程度上幫助他紓解心情。

2011年之后，隨著前期研究成果得到同行認可，學術圈對周儉民的評價反了過來。周儉民覺得，“墻外開了花，墻內會聽得到”。

回頭看，周儉民把到北生所當成他學術生涯飛速發展的最重要一步，他認為自己在40歲以后還能得到發展，是北生所為他提供了更高的平臺。多年之后，過去在國外的很多同事跟他說：“儉民，你回對了，你現在的研究簡直是飛躍?！?/p>

（作者 張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