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碧/文 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法院8月21日開庭審理的一起案件，引發了人們對離婚冷靜期和家暴的再次關注。

案件起因是5月22日凌晨鳳岡縣發生的一起慘劇——男子劉某杰在離婚冷靜期將10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毒殺。劉某杰與妻子結婚11年，今年5月17日，女方提出離婚，遭遇男方的捆綁、拘禁和死亡威脅。后男方同意簽署離婚協議，進入30天的離婚冷靜期。5月21日，女方再次被劉某杰拿農藥威脅和捆綁，僥幸逃離后報警。5月22日凌晨，劉某杰在家庭微信群留言稱已給子女服毒，警方趕到現場時，兩個孩子已經搶救無效死亡。案發后，劉某杰自殺未遂。 

等待劉某杰的當然是嚴刑峻法，但年幼的孩子何其無辜，他們的母親也是僥幸才與死神擦肩而過。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到了離婚冷靜期，認為假如沒有這30天的離婚冷靜期，孩子或許就能逃脫毒手。近年來，輿論一直呼吁應當對我國現行的離婚冷靜期制度進行必要的限制，如夫妻一方具有家庭暴力、遺棄虐待其他家庭成員等嚴重危害家庭成員人身安全的情形，則其申請登記離婚時不必適用離婚冷靜期。 

這種觀點應當支持，但本案的焦點其實不在于是否適用冷靜期，而是暴露了現實中針對家暴受害人法律救濟和社會支持銜接的不足，尤其對未成年人子女的保護存在欠缺。 

我們以往討論家暴案件的時候，總是說受害者應該放棄幻想、勇敢逃離，但分了手、離了婚，威脅就解除了嗎？2020年的拉姆案給出了悲觀的答案。她比相當多的家暴受害者勇敢，兩次離婚，可她如此努力掙扎自救，還是招架不住。2020年9月，復婚被拒的唐路殘忍地將她燒成重傷，可憐的女人在醫院痛苦掙扎了16天后離開人世。 

在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中，受害者曉玲察覺到丈夫李森“異常冷靜”，就像是暴風雨到來前的平靜，她預料會有大事發生，但警局再一次忽視了她的求助，最后她和兩個孩子都死于李森的毒手。 

回到本案，女方也是在提出離婚之后遭遇死亡威脅，她也報了警，也向家人求助。

如果她沒有僥幸逃脫，可能就會和兩個孩子一樣死于劉某杰的毒殺。對這樣的被害人，我們不能問：你為什么不離開，你為什么不早離開？而是要問：我們該怎么保護這個人？ 

這是一起極端惡性的家暴兇殺案。雖然只有極少數的家暴會升級到如此殘忍和極端的程度，但幾乎所有惡性家暴案的發展都有一個共同點：暴力是從小事開始慢慢升級的，而這些小事可能會被忽視。兇手不會突然失控，在每一個階段，兇手的行為都是有跡可循的。 

在本案中，兇殺發生之前，當劉某杰發現無法改變受害者的離婚決定時，他的行為模式發生了改變。他似乎變得平靜了，甚至還簽署了離婚協議。但這可能是殺人的前兆和暴風雨前的平靜。從無法挽回婚姻轉向殺死她，當她逃走的時候，再將憤怒轉向沒有反抗和逃脫能力的子女。這些危險的信號在案發前就已經出現了，他對黃某飛的捆綁、監禁和多次使用農藥威脅，他在社交媒體里發布“最后的狂歡”，都是信號，但警方沒能識別出這些危險信號。 

基層執法者往往對“致命暴力”的極端可能性預判不足，尤其當行為人沒有暴力前科的時候，更容易低估其行為的危險性。本案的核心教訓在于，對涉及未成年人的家暴威脅，“寧可信其有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處置原則。 

在本案中，如果人身保護令和庇護制度得以有效適用，就有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理想中，它的適用是這樣的：當兇手已經使用了捆綁和農藥等致命武器時，被害人報警，警察可以聯系法院簽發人身保護令，使其不敢輕舉妄動。如果劉某杰違反人身保護令，警方可以實施治安處罰。在成熟的庇護制度之下，警方可以強制帶離子女，并對其進行臨時安置。有研究顯示，兇手在短期內找不到受害人，家暴升級為兇殺的概率就會明顯降低。 

因此，我們最應該反思的是，在暴力尚未升級時，社會應當有怎樣的響應機制加以制止？在危險信號出現的時候，警報就要拉響。家暴的本質不是家務事，尤其是未成年人無法自我保護，社會必須承擔起守護的責任。本案之所以讓人如此痛心，是因為它本來可以被阻止。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