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君

何以中國長期停滯

“何以中國長期停滯”？或曰“彈性社會”，或曰“超穩定結構”，二說均試圖解釋中國傳統社會何以長期穩定，但其視角、方法論和核心結論卻差異明顯，我們來比較一下。

“彈性社會”理論，將中國傳統社會定義為“早熟而不成熟”的彈性結構，以其多元經濟基礎與復雜控制系統吸收變革能量，表現出“彈性”調整能力，卻難以突破既定框架，其觀察，以動態視角，故其所見，新舊因素并存，沖突與協調交替，展示出階級對立與鄉族互聯互動，政權壓力與紳權轉化相交織，經濟驅動與超經濟強制共同作用于多元經濟（國有、族有、私有）中。

而“超穩定結構”的定義，則基于中國傳統社會——自秦至清的帝制時期，有一種“超穩定系統”，其特點表現為周期性震蕩，如王朝更替、農民起義、外族入侵等動亂雖然頻繁發生，但深層結構穩定，每次動蕩后，社會總能通過系統調節恢復其原有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農民起義等動亂，反而作為其系統修復的“安全閥”，未能觸動其根本矛盾，因而不會發生質變。

其社會形態由三個子系統耦合而成，其一，為政治結構，由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與皇權專制構成；其二，為經濟結構，以小農經濟為主，由土地私有制與地主—佃農關系構成；其三，為意識形態結構，以儒家倫理如“三綱五常”的核心價值構成。此三者，以其“耦合”形成強關聯，相互強化維持其穩定性。

兩種理論，對于歷史解釋力的側重點也不同。

傅衣凌的“彈性社會”理論，指出其多元結構的韌性，例如，明清社會，雖然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因鄉族勢力、官僚體制的上下制約，新因素被“死的拖住活的”，形成彈性往復，而非斷裂。還有在地方與中央的互動中，鄉紳階層協調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作用，既維護中央集權，又保留地方自治空間，成就彈性的政治基礎。其經濟形態，亦多具兼容性，如“一田多主”制、永佃權等現象，反映土地關系的靈活性，既緩解沖突又固化傳統。

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表現為“系統自我修復”機制，王朝更替，通過重建小農經濟和儒家意識形態，重新恢復舊秩序，如“漢承秦制”，循環不已；還表現為“意識形態固化”和“技術停滯”，儒學與科舉制，排除思想異端，抑制變革動力，重農抑商政策壓制商業資本積累，導致技術發展缺乏社會支持。

對“停滯”與“變遷”的解釋，兩說也有差異。

傅衣凌說是“彈性中的漸變”，他認為，社會雖未質變，但內部卻已持續微調，如租佃關系貨幣化、商業資本滲透，其“彈性”使傳統社會適應外部壓力，使之無法突破原有結構。而金觀濤則認為是“結構鎖定下的循環”，強調系統通過周期性震蕩（如農民起義）消除偏離，回歸原穩態，變革被“吸收”而非積累。

兩說具有互補性，表現為微觀彈性與宏觀穩定的互補，傅衣凌的多元結構說為金觀濤的“超穩定”提供了微觀基礎；還表現為動態調整與系統鎖定的互補，“彈性社會”理論更強調社會內部的能動性，而“超穩定結構說”更強調要突出系統的剛性約束。

“彈性社會”以其微觀透視揭示傳統社會吸收變革能量又囿于傳統規范的矛盾性，突破了“停滯—進步”的二元敘事，而“超穩定結構”，則以宏觀系統模型，解釋了社會結構抗拒質變的深層機制及其結構性鎖定，構成“變與不變”雙重視角。

中國城市的雙重變奏

我們還可以將“兩種類型”的城市——開封型與蘇杭型，放到這“兩種范式”下來解讀，對它們進行一次再認識。

“蘇杭型”城市，具有“彈性社會”的典型性特征——“早熟而不成熟”，自有一番“萌芽”氣象，明清時，曾以工業擴張城市空間，形成經濟主導的“府城+衛星市鎮”格局，而有新舊經濟形態共存、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互動的“伸縮性”表現。

然其經濟，雖稱“繁榮”，但依然受制于“超穩定結構”，未能突破其結構性的系統鎖定，如明清以海禁抑制海洋貿易，商業資本始終以農業為“本”，錯失了工業革命的臨門一腳。

而“開封型”城市，則是個“超穩定結構”的典型，其興衰周期，取決于治亂與治水的地緣政治，金、元以降，已失都城地位，但其系統，官僚體系與小農經濟依舊，仍在維系。

其經濟結構單一，明顯“彈性”缺失，不離漕運，固守農本，短于多元土地建制，缺以區域分工形成的市鎮體系。

如果我們對這兩類城市做一下對比分析，就不但可見它們興盛期的動力差異，如蘇杭為市場化的內生增長，而開封則由政治權力主導的外生驅動；還可見衰落時期它們的路徑分化，蘇杭型表現為彈性緩沖下的漸進調整和“適應性停滯”，而開封型則表現為結構鎖定下的系統性崩潰，陷入“失序—重建”循環。

蘇杭型與開封型的分野，基于一方水土對“彈性社會”與“超穩定結構”的選擇，江南選擇“彈性社會”，成就其蘇杭型市鎮，中原傾向于“超穩定結構”，以此造就了開封型都城。

江南與中原，作為兩大核心地理單元，天南地北，成為中國版圖里最重要的兩條歷史地理線及其政治文化景觀。

其差異，固由其天時地利的自然屬性使然，亦與其各自所在的歷史地理線在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中的分擔相關聯。

中原一線，以秦嶺—淮河分界，據之以封邦建國，改朝換代，堪稱為“一代王朝的生命線”，其范圍，涵蓋黃河中下游流域，核心區域，為關中、河洛之地，以大平原，環以山河。

而江南一線，先以長江中下游，曰吳楚，稱兩江，宋以后，名位東移，移至下游太湖流域，從“六朝古都”到“江南八府”，從白銀時代“中國風”到工業革命的經濟風暴來臨，江南不僅成為全國經濟中心，而且成為全世界的一個經濟中心。

在文化方面，江南一線，亦堪稱“文化中國的底線”，不但在文明的起源上，走在了中原的前面，而且在歷史進程的各個階段中，也步步領先，一直走在了前面，自上古迄于古代，從良渚神權古國到吳越技術霸權，再到楚漢文化對帝國的重塑，江南始終是一條與中原并行的文明軸線，其歷史并非“追趕中原”的被動進程，而是以“技術突破—文化融合—制度創新”的自主演進。

漢朝雖定都長安，但其文化內核深受楚風浸染，經濟命脈依賴江南資源，所謂“漢承秦制”，實為“漢融楚魂”。

尤其魏晉以降，六朝相續，維系中國浮沉，唐宋以來，金元交替，異族入主中原，明清迭代，認同中華一脈，其以江南為底蘊，與之同化，復興國土，再建新王朝，重啟攘夷篇。

縱橫千年，放眼望去，歷史云煙，不過如此。

若就此而言之，亦可謂其為一“超穩定結構”。

舊朝顛覆之后，新朝又開基了，在王朝中國的地基里，“開封”維新，“蘇杭”適之，中原與江南又達成了新統一。

可工業革命的風暴來臨時，卻非如此，雖然伴隨列強入侵，但不是來中國做皇帝，而是來與中國做生意，不要改變中國政權，卻要改變中國的經濟，尤其要改變那個“超穩定結構”。

近代工業革命對中國“超穩定結構”的突破，本質上是外部力量與內部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金觀濤提出的“超穩定結構”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通過政治（中央集權）、經濟（小農經濟）、意識形態（儒家學說）三系統的強耦合實現周期性震蕩與修復，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經濟與思想的沖擊則突破了這一閉環。

工業革命的“三重機制”，瓦解了“超穩定結構”，其一，經濟先行脫嵌，小農經濟解體，使政治失其物質基礎，使意識形態脫離社會土壤；其二，政治失序反哺經濟，地方割據與軍閥混戰為新經濟因素提供了生存縫隙；其三，士人轉型催化革命，以科學廢科舉，造就新知識分子，以民主廢君主，推動制度革命。

工業革命不僅是技術變革，更是撬動中國“超穩定結構”的歷史杠桿，其突破路徑，以外部沖擊啟動系統震蕩→新經濟因素侵蝕傳統基礎→政治與意識形態被迫轉型→耦合斷裂后進入現代性探索。這一過程，充滿暴力——戰爭、陣痛——社會解體、希望——啟蒙運動，使中國從“超穩定”狀態，轉入“大變革”時代。

工業革命的“洋務”反應

然而，“超穩定結構”解體了，中國并未解體，王朝崩潰了，中國沒有崩潰，而是反彈起來，回應了“民主革命”的巨大的反作用力，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而是美國式的民主共和。

通過“回應”，我們發現，“超穩定結構”中的“穩定”二字，并非來自這個“結構”的本身，因為，“回應”的反作用力，非由此“結構”發出，故用“結構”的核心三要素——小農經濟、中央集權與儒家學說，均“回應”不了此次的工業革命。

三千年來，改朝換代常有，而工業革命不常有，其三千年等一回，故曰“三千年之巨變也”。

那么，“回應”從哪里來？我們不妨回頭去看中國的另一面，看一下“彈性社會”，就會發現中國的第一“回應”，來自民間社會的“彈性”，來自“資本主義萌芽”對“工業革命”的反應，來自“江南道路”對“英國模式”的轉化效應，不是“開封型”城市的無奈之舉，而是“蘇杭型”城市的驚醒發出了“回應”。

最初的“回應”，便是“洋務”，在中國運動了。

洋務運動，興起于江南，而非中原，是江南“彈性社會”的不屈的反彈，而非“超穩定結構”的強制使然，是“彈性社會”以其多元性和適應性來轉化系統危機，并以其“彈性”的“回應”，生成新的歷史機遇，而非“超穩定結構”的絕處逢生。

19世紀60—90年代，作為近代化的嘗試，洋務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民間社會的“彈性”機制，卻又因其未能徹底擺脫“超穩定結構”的制度性束縛，而難以超越被超經濟強制限定的“彈性陷阱”，最終被內外夾擊陷入結構性失衡。

工業革命打破了傳統小農經濟，“洋務”作為新經濟因素，侵入其基礎。對此，官本位的“開封型”城市，已是動彈不得，而民本位的“蘇杭型”城市，則反而趁勢擺脫了“超穩定結構”的強制，對外開放了它的彈性機制，不但兼容“洋務”，而且化為“運動”，使之如巨浪擴展的圈層，一浪接一浪的“內卷”。

這已不是小農經濟的自發性的內卷，而是外來的新經濟因素——“洋務”，深入其中的“運動”所帶來的內卷。

好在“蘇杭型”城市群本身，在其早期工業化的資本主義萌芽中，便已具備了“斯密型動力”，有過“斯密型成長”的經驗，它自身雖未能以技術突破產生工業革命，但它卻深藏了接受工業革命并隨之而“工業化”的潛能，萌芽不死，仍在新生。

可“超穩定性結構”呢？盡管已在瓦解中，卻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即便瓦解，也要一步一步來，帶著“富國強兵”的面具，投奔到“洋務運動”中，邁出了它自救的第一步。

其自救也，以官辦為主，通過創辦軍事工業（如江南制造總局）和民用工業（如輪船招商局），部分引入商股，如招商局就采取“官督商辦”，形成“國有—私有”混合的經濟模式。

其技術引進，帶來新型工業化布局，以上海為中心，帶動周邊“早期工業化”升級，造就江南地區“官廠—民坊”群落。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紡織機械改良，催生了無錫、南通等地小型紡織工場，這種技術溢出效應，強化了江南市鎮經濟的彈性。

官辦“洋務運動”，雖在江南“彈性社會”的基礎上開展，但其自身“超穩定結構”的殘余還在，導致新舊經濟的共生困境，形成“彈性陷阱”，其官辦收入，多用于軍費開支或官僚消費，而非擴大再生產，如江南制造局年耗銀約百萬兩，但甲午戰爭前，僅造艦40余艘，其效率遠低于日本同期。這種“技術依附性增長”未能轉化為社會財富積累，導致“國富民窮”的失衡格局。

在政治結構上，也出現了地方勢力的彈性擴張，松動了中央集權擰緊的分權螺絲，湘淮軍閥，如曾國藩、李鴻章等，通過主導洋務企業，形成地方財政與軍事自主的“半獨立化”，其“督撫專權”類似“鄉紳協調機制”，可謂對專制的彈性調適。

清廷為防范地方坐大，讓戶部插手各地官辦企業，加劇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博弈，導致政策拉鋸，因而屢遭挫敗，如張之洞籌辦盧漢鐵路，受限于戶部撥款，被迫向比利時借款而失其路權，可見“洋務”彈性仍受制于清廷“超穩定結構”。

城鄉一體的工業模式

其于社會方面，江南士紳及其宗族資本，遭遇了工業革命的猛然一擊，也開始了產業與身份的轉型。如南通張謇、無錫榮德生，將地租收入轉投于洋務企業或民辦工業，形成“地主—資本家”的雙重身份，或依托宗族網絡——如榮氏家族的錢莊支持，或建立鄉土權威——如張謇擔任南通自治會長，構建起“企業—社區”一體化模式，延伸了“彈性社會”里的鄉族協調機制。

這種資本轉化路徑，體現了傳統鄉族經濟對“工業化”的彈性適應，如張謇開辦大生紗廠，就依托南通原有的“棉—農網絡”，進一步構建“棉墾—紡織—銷售”一體化產業鏈條。

但是，民族工業興起，未完全取代傳統經濟，而是形成“小農經濟—手工業—近代工業”的混合結構，如無錫榮氏家族的茂新面粉廠與當地農村的麥作經濟形成共生關系：工廠收購本地小麥，農民收入增加后購買機制面粉，形成區域性經濟循環。這種新舊產業的互補性，體現了彈性社會“多元并存”的特征。

基于“彈性生存”原則，勞工階層也在轉化，由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轉化為“洋務”工人，如江南制造局，雇工超2000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封建工頭制，不但薪資微薄，且無保障，如此勞動關系，提供了底層流動機會，也加劇了階級矛盾。工人來自農民，其彈性生存，表現為保留農村土地作為退路，形成“半工半農”的彈性身份，以“離土不離鄉”的流動模式，化解了工業化初期的資本血腥，但也阻礙了勞工的“階級”意識的覺醒。

還有買辦階層的興起，洋務企業雖說由官來辦，但官家哪有能力真的來辦？怎么辦？解決問題的人，已經準備好了，那就是買辦。買辦不但在官商之間起到緩沖作用，而且充當了“土洋結合”的膠粘劑，以其洋務經驗服務于本土企業，利用外資銀行貸款緩解中國資金短缺，如唐廷樞之于開平煤礦，虞洽卿等融資創辦四明銀行，其買辦性使民族資本與外資形成共生關系，以其“依賴中的獨立”體現了“彈性社會”對外來沖擊的靈活反應。

正是在多元經濟形態的彈性轉換中，在傳統經濟網絡的適應性轉化中，依托于傳統經濟彈性中的多元所有制和地方市場體系，興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工業的本土樣式。

從江南絲織業轉型中，可見手工工場與家庭紡織并存，形成“機器生產＋家庭代工”的混合模式，延續了彈性社會的“新舊共生”特征，此模式，既開源了原手工業者的技能，又節流了初期資本投入，顯示了經濟彈性對工業化的緩沖作用。

從資金來源看，近代民族工業的原始資本，或依賴地租轉化，或來源于官僚資本，或由外國銀行貸款，這種對傳統勢力和殖民資本的依附，暴露了彈性陷阱下的依附性發展，被“死的拖住活的”糾纏，導致其難以自主地形成獨立的產業體系。

鄉紳階層的資本轉化，不但通過地租積累投資近代工業，而且利用宗族網絡組織勞動力，如招募同鄉工人，以此，延續了彈性社會原來的“地方自治”機制，如此轉化，既緩解了封建經濟解體帶來的社會震蕩，又為工業化提供了本土路徑。

轉化，造就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以彈性社會的調和方式，一變“士農工商”的舊格局，讓資產階級認捐政治身份，將工人納入封建行會管理，新舊階層在妥協中磨合。

被制度約束的轉化，在彈性結構的磨合中，已形成路徑依賴，雖以“官督商辦”和“獎勵實業”之舉，來對“超穩定”的政治體制作適應性調整，欲在彈性框架內轉化危機，然而，充其量亦只能緩解其體制壓力，卻難免體制腐敗和主權喪失。

其意識形態，也以有限的包容，將工業化納入儒家倫理，通過“實業救國”之類的話語——如張謇所謂“父教育，母實業”，來調和其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然其工業化，采取工頭制管理，可見其思想彈性的乏力，以新式學堂（如京師同文館）培養技術官僚，既推動變革又受制于科舉廢除后的身份焦慮。

歷史的鏡子，反映了“彈性社會”的限度及其變革困境，純以技術移植難以突破“彈性社會”閾值，技術變革與制度惰性沖突不已，局部彈性與系統鎖定，也成了一個悖論。

江南地區的經濟活力，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因其主權缺失，反而強化了清廷對列強的財政依賴，為了王朝續命，不惜以關稅抵押外債，形成“越開放越脆弱”的惡性循環。

而傳統的現代性轉化，也在“實業救國”實踐中表明，缺乏產權保護與法治環境，彈性動力很難彈出“現代性”，在“彈性社會”的基礎上，“洋務”受制于“彈性極限”，再怎么“運動”也難以實現歷史性的突破，需要新的“革命動力”的來源。

其來有二，一是經濟彈性崩潰催生政治革命。

民族工業以“彈性社會”為基礎的協調性成長，以其脆弱卻又生生不息的活力，催生了無產階級的人口，催化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如立憲運動，為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

二是思想彈性的瓦解開啟了新文化的啟蒙。

民族工業推動了新的城市化，如上海人口，從1870年20萬，增至1920年200萬，由此催生了市民文化，不斷沖擊儒家倫理的圍城，使“彈性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徹底失靈。

我們由此可見“彈性社會”的歷史辯證法。

洋務運動是“彈性社會”的一次大規模調適，也是其內在矛盾的總爆發，它在經濟上激活多元性卻又因之陷入依附性增長，在政治上釋放地方活力卻加速了中央集權崩塌，在社會上推動階層流動卻未能建立公平秩序而表現為“彈性中的僵化”。

而民族工業崛起，則是“彈性社會”的“最后輝煌”，也是其解體的開端，其彈性滋養，以適應性調和新舊因素，從傳統中轉化出新的生存空間，然又難免彈性陷阱以其新舊共生的糾纏抑制獨立工業體系形成，并導致彈性崩潰，出現經濟依附性危機和階級矛盾激化，終于推動中國從“超穩定”走向社會革命。

這一過程揭示，傳統社會的彈性機制在近代化浪潮中，既展現了文化的柔軟性和歷史的適應性，也暴露了它的根本性局限——唯有打破新舊共生的慣性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轉型。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