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時，警方闖入民宅，以謀殺罪逮捕了睡眼惺忪的13歲少年杰米。隨著校園調查、心理評估與雙親反應的步步推進，人們漸漸發現這起暴力犯罪的全貌。今年3月首播的網飛劇集《混沌少年時》在很多國家引發熱議，該劇展示了青少年杰米因受到網絡霸凌，在厭女情結的影響下，最終失控并殺害女同學的過程。短短4集，刻畫出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深層社會背景。

《混沌少年時》讓許多家長驚覺，青少年面臨的危險不在街頭，而是在他們獨處的房間里，在他們沉迷的有毒社交網絡里。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會見了該劇編劇杰克·索恩，并支持在校園內播放本劇，關注日益嚴重的青少年心理問題。斯塔默表示，“我的女兒14歲，兒子16歲，看這部片真的很煎熬，厭女癥對我們的社會有極大破壞性，網絡極端主義非常危險，年輕人的孤獨感值得關注”。

而編劇索恩則建議，孩子14歲以前不應該擁有智能手機，他希望本片能推動師生與學生之間更多的溝通。其實，許多國家已經有所行動，比如澳大利亞成為全球第一個立法、設定社交媒體最低年齡的國家——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澳大利亞總理解釋說，設置社交媒體的最低年齡，與設置飲酒的最低年齡是一樣的。

手機對于青少年真有那么大毒害嗎？

手機對青少年的4大傷害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對暴力、色情等內容進行限制，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手機上各種App對青少年思維方式、情緒和大腦神經的控制，才是更兇險和更值得留意的方面。

報紙、圖書、電影、電視、電腦、手機……都是人類了解外界、與世界互動的工具，這些被稱為信息媒介的東西，包裹著現代人的眼耳口鼻。尤其是手機和各種屏幕，在中國基本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可以說，從早晨睜眼到閉目睡覺，不論男女老少，都離不開它。

關于媒介對人的影響，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信息”依然值得聆聽。在麥克盧漢看來，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了解這種文化中用于會話的工具，即媒介。其弟子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雖然文化是語言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媒介都會對它進行再創造——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不管我們是通過言語還是印刷的文字，或是電視攝影機來感受這個世界，“媒介-隱喻”會幫我們將這個世界進行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和著色，并且證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簡單來說，媒介就像一副有色眼鏡，會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式。戴著電視這副眼鏡，與戴著圖書這副眼鏡看到的世界，一定極為不同。當媒介已經進化到短視頻和社交媒體，那么，青少年心理、思維模式受到的沖擊有多嚴重，急需深入研究。麥克盧漢、波茲曼等人的研究，大多基于文學、文化研究和心理學，而今天的研究已經有更多社會調查、生物學實驗的依據。

最新出版的喬納森·海特教授的《焦慮的一代》，書中的結論讓許多教育專家和家長震驚——全球青少年患心理疾病的比例和程度與手機有著密切的聯系。美國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顯示，在2015年前后，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統計數據出現了150%的突增，而且從此居高不下。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了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等地區。中國的情況如何，似乎還沒有定量研究。

《焦慮的一代》

[美] 喬納森·海特 | 著

趙學坤| 譯

彭凱平| 審定

湛廬文化| 中國紡織出版社

2025年3月

為什么青少年的焦慮、抑郁和自我傷害的比例會在這個時間節點出現躍增？從2010年到2015年，青少年的成長環境發生了什么根本性的改變？一個關鍵的節點大概是2007年喬布斯宣布iPhone的誕生，以及此后數年智能手機的大規模普及。

學術界對智能手機、屏幕時間、社交媒體、在線游戲等對兒童發育的影響已經形成了專業的研究跟蹤。《焦慮的一代》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從具有時間和地域跨度的研究數據中進行分析和對照。正是這些扎實的數據，讓作者深刻意識到兒童的心理和智力發育環境在過去15年間大幅惡化。手機世代所遭受的4大根本性傷害包括：注意力碎片化，社交剝奪，睡眠剝奪，成癮。

Rewiring（重連線）是海特在本書中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他說，青春期是大腦最容易“被重新布線”的階段。孩子的大腦正處于神經可塑性極高的窗口期。過去，大腦被訓練去等待、計劃、面對面交談、面對失敗與修復。現在，它被訓練去滑動、跳轉、秒級判斷、短時情緒調節。

手機不再只是通訊工具，而更像是一個始終在線的神經接口：它隨時打斷你的節奏、插入內容、提供短時快感。它比電視更主動，比電腦更易攜帶，比任何教育系統都更早介入孩子的大腦日常。我們往往只關注孩子每天用多久手機，卻很少問：他們的注意力調節機制是不是早已遷移到這種隨時被打斷、不斷尋求刺激的結構上？

《成癮》一書的作者倫布克寫道，智能手機是現代社會的皮下注射針，全天24小時不間斷地給人們注射數字多巴胺。無論成癮的源頭是什么，戒斷反應的基本癥狀都是焦慮、易怒、失眠和心境惡劣。而海特的結論是，社交媒體的算法通過短反饋、高刺激的模式與神經系統耦合，悄然重編了青少年大腦的默認反應回路。

當代青少年急需“冒險性玩耍”

針對學校、科技公司、社會和父母，海特提出了很多建議。這些倡議可以總結為4點：第一，孩子在14歲之前不要擁有智能手機；第二，孩子在16歲之前不要開通個人社交媒體賬號；第三，學校內應當禁止使用手機；第四，為孩子提供更多在現實世界中自由玩耍的時間、空間和選擇。

許多家長都知道，限制手機的使用，堵不如疏。各種禁止措施會讓青少年反感，他們會想方設法繞開限制。所以，海特的第四個建議更值得關注，即現實世界的自由玩耍。他尤其提到，冒險性玩耍很有必要：兒童天生會尋求包含輕微受傷風險的玩耍，這并非不良行為，而是克服恐懼、建立能力的必要過程。

海特認為，始自1980年代而后愈演愈烈的安全主義，讓社會、家庭和學校不遺余力地為孩子們排除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種風險。這種過度保護造成了生理年齡已達成年的青少年卻缺少親身經驗，缺少身體受傷和情感受挫的體驗，缺少有張力的社群考驗。這種安全主義，阻斷了青少年走向獨立、擔當責任、獲得成長的一手經驗，造就了一代“嬌慣的心靈”。

海特說，與現實世界的過度保護相反，虛擬世界卻是保護不足（Underprotection）：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讓兒童過早、過量且幾乎不受限制地進入了虛擬世界。這兩個趨勢的結合，使得“基于游戲和探索的童年”被“基于手機的童年”所取代，導致了出生于1995年后的“Z世代”青少年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危機，特別是焦慮和抑郁癥的激增。

基于美國的現狀，海特建議，青少年應該在學校不設規則地自由玩耍。相比之下，中國人討論的問題顯得有些滑稽。關于中小學，人們最關注的是“消失的課間10分鐘”。不少家長反映，在許多學校，“課間只允許上廁所”“不能隨意離開座位”“不能高聲說話和跑跳”。一項針對1900多名家長的調查顯示，75.2%的家長認為身邊中小學“安靜的小課間”現象普遍。

而維護這一情況的理由也很多。精力旺盛的孩子在課間奔跑打鬧，很容易引發不測。按照這個邏輯，課間10分鐘的活動僅限于教室外的走廊，并且會安排師生執勤，管控奔跑打鬧。這種做法甚至得到了許多家長的支持。用海特的術語，這應該算是極端的安全主義了。

孩子們在學校不能自由玩耍，出校門就被送到各類培訓機構。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怎么可能逃脫手機的誘惑？

海特在書中對政府、科技公司、學校提出了很多建議。在中國，當一籌莫展的家長面對相同問題時，恐怕需要做出更多的集體努力，比如與其他家長聯合，共同推遲擁有手機的時間，改變社區文化，才有可能讓孩子們有更多在現實中自由玩耍的時間。

尼爾·波茲曼說，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中，人們受制于痛苦，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于享樂而失去了自由。今天，智能手機的多巴胺誘惑讓青少年進入了“美麗新世界”。這不是一個預言，而是每時每刻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

（作者 黃锫堅）